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

战争起源的理性主义解释假设国家有意错误呈现或隐藏自身能力与决心等私有信息;经典的错误知觉理论则认为国家通常会高估对手的能力、决心与敌意,进而产生非本意冲突。在中美间冲突及其升级过程中,中美围绕私有信息的外交沟通呈现出不同于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的特性,即中国并非有意隐藏或歪曲自身的能力和决心,而是试图通过沟通、信号和冲突等方式向美国证明其可信性,但美国仍然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既有研究并未系统剖析外交沟通中由低估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中美两国走向危机及危机升级的机制。朝鲜战争和1995—1996年台海危机这两个极端案例展示了美国对中国能力与决心的低估认知偏差以及中国通过外交沟通和危机升级向美国展现决心并形成政策底线和敏感性共识的政治过程。系统分析和总结中美在走向危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对能力与决心的低估认知偏差及其冲突效应,改进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辑,这对于避免中美双方的战略误判、增强中国对美战略沟通成效可带来一定的政策启发。     

国际调解的供需关系分析——以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冲突(1998~2000年)的调解为例

日益增多的国际危机呼吁有效的国际调解,而目前国际调解的成功率比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国际调解的供求资源配置不当。对供给方而言,潜在调解人的能力与意愿并不一致。潜在调解人可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对各种需要调解的冲突进行筛选。对需求方而言,最有能力的潜在调解人并不一定是冲突各方所乐意接受的,有的甚至是冲突方所坚决反对的。文章以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冲突的调解为例,分析了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国际调解的窘境,认为国际组织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意愿、较大的合法性以及较易达成共识的优势,应强化国际组织的国际危机调解能力。     

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北大核心CSSCISSCI

除了全球权力结构冲突之外,中关之间还因为第三方的介入,产生了一种间接性结构冲突:一方对第三方负有某种安全义务,而另一方却与第三方存在安全利益冲突,在第三方议题上本来没有直接矛盾的中关双方因此可能发生冲突。相较直接冲突而言,这种冲突结构面临的变数更多,更难管控。它不但增加了中美间发生偶发性冲突的概率,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关结构性紧张关系更加僵硬与持久化,并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一场重大冲突之中。要有效管控这种间接性结构冲突,就必须根据其发生的路径,分别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结构层面的管控,即中美通过"隔离"战略避免结构性的权利义务冲突;二是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加强对第三方变量的管控,使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最小化。在管控冲突的过程中,关键是中美均应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危害性,抑制自己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方的危险企图,而第三方也应该在中美间奉行更加平衡、中立而非选边站的政策。在东亚,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第三方因素众多,而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相互制衡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区域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不断涌现,但深入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作者基于2000—2015年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检验与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日政治冲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冲突级别越高,破坏效应越大,但这种破坏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还导致中日双边贸易部分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具有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对日本的贸易转移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之争的根源,而且可为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冲突提供现实依据。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探究

公众需求表达机制解释了需求信息如何从需求方进入供给方进而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是实现公众需求充分表达的重要保障机制。从参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三方主体”入手,发现在当前三方主体未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公众需求表达渠道不畅通且话语影响力弱,公众需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议程;购买服务过程中需求信息难以“上下贯通”,公众需求存在被政府和社会组织偏好替代的可能;服务提供和完成后,缺少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反馈机制。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以正确定位“三方主体”为基础、以充分表达需求信息为核心、以随时进入与退出的反馈机制为保障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确保公众需求得到充分表达,从而提升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及对中国谈判立场的分析

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当前,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已经启动并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作者应用三种国际关系决策分析模式,研究了影响国家气候谈判立场的基本要素,并以中国为例,尝试对中国的谈判立场进行分析和解释。     

试论外交斡旋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国际冲突、国际争端、国际矛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为和平解决这些国际问题,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当事国之间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文章对外交斡旋与调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外交斡旋有其独特的作用,但由于诸多原因,外交斡旋作用还是有限的。最后提出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开展“斡旋外交”。     

承运人识别冲突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

该文从国际公约关于承运人定义的不同规定、承运人定义在国内法中的最新变化、不同国家有关承运人识别依据的不同规定和实践中对承运人识别条款效力的不同主张等三个方面概括出产生承运人识别冲突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承运人识别冲突的方法。作者认为，解决承运人识别的冲突不应完全依据传统的冲突法学说，而应采取现代的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包括解决识别冲突的方法——即通过国内冲突法立法和签订国际公约实现国际统一化来解决。     

认真对待“怨恨”: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北大核心CSSCISSCI

关于国内冲突的起因,主流的解释是"怨恨说"和"机会说"。前者认为国内冲突是人们在一定政治秩序下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的结果,而后者则认为内战的真正起因是那些影响到潜在反叛者理性计算的选择性激励。经验检验倾向于支持机会说。然而,怨恨对国内冲突起因的非显著影响实际上是系统性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偏差的结果。不仅如此,怨恨和冲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被"公共物品供给"这一概念兼容。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的本质是被统治者以纳税和服从为代价向统治者换取公共物品的过程。由于纳税和服从是强制的,当政治和社会一经济公共物品的提供长期低于社会的最低可接受水平时,统治合法性会逐渐丧失,被统治者就会挑起国内冲突,推翻现存政治秩序。作者的大样本统计分析支持了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决定国内冲突的发生这一基本假设。不仅如此,经验检验还表明,以良好政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公共物品是国内和平最重要的保障,其影响远远超过社会-经济公共物品。     

论国际因素的合法化机制——以地方治理创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全面,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治理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利益、制度和知识是国际因素的三种基本形式。作者扩展了合法化概念,提出国际因素介入国内治理变革需要获得国内利益主体的接受和承认,中央权威、地方权威和社会公众是三个基本主体,因此有三种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机制,即国家合法化机制、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作者通过对行政审批、立法听证和政府绩效评估三个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描绘了利益、制度和知识三类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创新的过程、影响以及结果。虽然不同类型的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过程依靠的是不同的合法化机制组合,但都需要在介入之前或者介入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威获得合法性。随着地方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国际因素通过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产生的实际效果更大,但这两种机制也可能会与国家合法化机制产生矛盾。提高国家合法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有助于减少合法化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