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文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应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成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体经济虽然不可能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但它确实又存在着向雇工,向带有非劳动收入(带少量占有他人劳动的收入)的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从广义来讲,从这种私有制经济的企业主仍是劳动者,他的收入是以劳动收入为主、非动收入为辅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私有制经济仍属个体经济范围。但是从狭义上来讲,从企业主已经雇请了一定数量的工人,他的收     

十六大报告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劳动收入是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从城镇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其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薪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补贴等。从农村看，劳动收入是指农民通过劳动收入获得的收入，包括出售生产的各种劳动产品获得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其中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有股金分红、利息等，技术要素获得的收入有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经营管理要素获得的收入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的股份分红等。一切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所获得的报酬，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是一种混合收入，包括劳动收入、经营管理收入、资本要素收入等，只要不违法，就是合法收入。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不劳而获”与“非劳动收入”

在私有制社会 ,非劳动收入是剥削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 ,有产者是剥削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私营企业主既是有产者 ,又是劳动者 ,既有劳动收入 ,又有非劳动收入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缘何失衡

一、原因１．工资总额小于劳动收入，同时基金征缴率明显偏低，基金收入大打折扣。工资总额是社会保险费的基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总额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劳动收入非工资化、非货币化程度高，工资总额大大少于劳动收入；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核定的缴费工资额小于工资总额。在我国，劳动收入包括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又包括政府统计口径的工资总额和非工资收入。虽然政府规定工资总额由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组成，但企业会以种种名义发放不统计在“工资总额”内的收入，形成一部分非工资收入。这样…     

浅析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差异

浅析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差异刘保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人们主观上存在着“私、个不分”的思想倾向，把私营经济混同于个体经济，客观上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笔者认为，它们虽然都是私有制经济，但在产生途径、经济性质、...     

我国私营企业非劳动收入问题探析——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形成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形成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理论为我们研究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除了一部分劳动收入还有一部分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是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是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在我国现阶段这部分非劳动收入的存在是有客观上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远大目标并不矛盾。但在一些私营业主的收入中还存在一部分非法的非劳动收入,对这部分收入必须加强管理,对情节严重的要给予法律制裁。     

中国私营经济性质管窥

<正> 一、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要严格区别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私营经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而个体经济则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二者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虽然都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其具体形式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后者则是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前者体现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后者不体现剥削关系,只体现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瓦换劳动关系。私营经济虽然犬多数或基本上是从个体经济演变而来,但它毕竟不同于更不等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不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统一的分配形式--与石建水博士商榷

劳动者按劳动力价值所得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体现私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既不能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统一的分配方式，也不可能成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既然所有制形式是混合的，由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分配形式也必然是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必然存在多种分配形式，公有资本占支配地位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反之则是按要素分配为主体。即使是同一劳动者，他的收入来源也可能是多种渠道，一部分是按劳分配所得，一部分是投资收益，关键看劳动者收入中各收入来源的比重，如果劳动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劳动者个人收入就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收入具有两重性，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一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劳动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看待这两部分收入，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文章首先对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研究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效用，而后进一步分析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建议。     

新古典模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本文讨论了当个人劳动能力和偏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分配的差异如何通过遗产机制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持续性不平等程度。论文分析表明：在偏好、个人劳动能力和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整个经济系统存在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稳定不平等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的不平等状态与初始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一次性的产权配置都是无关的。最后，本文分析了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对持续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在劳动能力和初始财富存在差异而偏好没有差异的情况下，征收劳动收入税比征收资本收入税更有利于改善由于能力差异所造成的持续不平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完善保护私营个体经济的法律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并要求“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给我国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私营个体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02年底,江苏全省共有私营企业28.6万户、个体工商户157.3万户,私营个体经济投资占全社会的投资比重达到19.9%,提供税收已占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环境不断改善,发展势头强劲,但仍存在着一些阻碍和制约因素,特别是还…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外研究述评

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4个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述评,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的实际经济周期与税收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了财政税收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引入财政收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70%以上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政府支出冲击加剧中国实体经济波动,而税收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2)降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税率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动资本和劳动的供给增加,降低劳动收入税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资本收入税率则起到抑制作用,调整劳动收入税率的政策效果更强。(3)资本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正相关和非对称性,劳动收入税率与社会福利呈负相关和非对称性,技术冲击和财政冲击的共同作用使得结构性税收调整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两种税率的同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放大作用,两者的反向变动对社会福利具有削弱作用。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工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能满足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转变这一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为什么要把劳动者变成资本家？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持续下降。相应的，扣掉劳动要素的所得后，另外两个所得分别是资本所得和政府税收，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与中闰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有关的，由于经济增长大量依赖投资推动，所以大量的国民收入所得也给投资者拿走，劳动者拿的部分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