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探析——以湖北省为例

目前,各地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情况各异。"一地一政"和"碎片化"的制度会带来管理上的混乱,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新农保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因此,建议按照分类指导、不重不漏的原则,整合现有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新农保政策,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待遇水平;建立多方筹资机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相关配套措施。     

解决农地征收中法律纠纷的程序性对策研究——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规范征地的关键是程序性的制约,征地程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我国现行征地程序不规范、不合理,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国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土地征收程序,对我国征地程序的完善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被征地农民安置效果纵向比较研究

被征地农民安置效果是影响被征地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征地安置实施前后被征地农民生活的差异性,以及被征地农民与未被征地农民的差异性,能够有效检验安置的政策效果。选取安徽省307份实地调查数据及《安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引入收入、支出及消费水平作为测度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被征地农民安置效果进行纵向分析。研究发现征地安置对被征地农民收入增长、消费水平提升呈现显著的正面影响,但也导致被征地农民支出的显著增加。基于此,提出多措并举拓宽被征地农民增收渠道,有序核减被征地农民后续费用等附加支出,对安置政策进行靶向修正。     

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程序完善的思考

土地征收涉及行政征收权的正当行使和被征地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土地征收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并且要有完善的程序制约。＂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建立＂公共利益＂界定和审查机制对规范土地征收意义重大。现有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被征地者参与并影响土地征收程序保障不力,土地征收程序缺乏事后行政或司法审查监督,建立被征地者有效参与、司法审查监督的土地征收程序是预防和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关键。     

中国征地补偿机制——基于就业补偿视角分析

现行对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由于采取货币化安置只能解决被征地农民的近忧,却难以化解远虑,从而导致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从就业补偿视角分析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问题,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实现被征地农民可持续生计。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的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涉及到国家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农民财产权利的保障等重大问题,征地补偿纠纷是当前我国土地征收的主要问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主要存在缺乏公开性和公众参与性,被征收人规定不明确,补偿金分配不够透明,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建立正当的征地补偿程序,加强公众有效参与和意见表达,使确定征地补偿的过程公开、透明,防止征地补偿中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从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化进程稳定发展.     

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财政原因探析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是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效举措之一。文章首先梳理了各省份保障模式、资金来源、保障对象、保障内容、缴费方式和保障待遇标准等政策,从中发现各省份存在通过政策的制定减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的现象,并进一步探析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与地方财政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财政收入充裕的省份,政府是愿意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中大量投入资金的;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平衡及中央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零财政投入是导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     

农村被征地拆迁农民就业的路径探讨

新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农村被征地拆迁农民需要通过再就业的方式才能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有限的拆迁补偿不可能保证长期的生活开支,寻求农村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就业路径便成了当务之急。应完善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就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和补贴;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被征地拆迁农民就业。     

征地拆迁中农民的非理性维权行为与规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征收、征用城市周边的农村集体土地已成为趋势。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被征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征地拆迁制度不健全、对农户补偿不合理,各种类型的农民维权行为不断发生,呈现出集体化、非理性化、无效化的特点。针对现阶段被征地农民维权的无序和混乱,政府应当从加强农民法律素质教育,提供高效畅通的维权渠道,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鼓励被征地农民多渠道就业等几个方面去努力。     

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调查

文章对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修订征地补偿法律制度,维护征地活动的合法性,促使征地补偿程序公开,保障农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引入监督制度,保护司法审查程序公正性,等方面完善征地补偿程序。     

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农民有职业和身份两个层次上的涵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身份上的农民概念和职业上的农民概念在农村非农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失地农民开始出现。在经济现实与制度跟进不对称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研究表明，土地产权模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以及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混乱等是造成失地农民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失地农民被边缘化了。为此，改革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征地补偿标准势在必行。     

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兼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困境与突破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缺陷,既不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也制约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深化改革。在现有法律支持下,坚持现行土地所有制、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确立产权代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及政策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经营和使用权。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和使用权限。与此同时,国家还逐步完善了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办法和程序以及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办法。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在土地产权、政府征地安置补偿和土地流转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在新的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还应进一步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完善征地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对策思考

失地农民问题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石家庄"城中村"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发现土地产权、征用补偿等制度的不完善是失地农民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对土地和农民相关的制度进行创新并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治理

计划型的征地制度和政策都规定,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负有主要责任。然而,现行财政体制和晋升锦标赛的政府管理模式使得地方政府既没有充足的财力,也没有足够的动力为失地农民提供应有的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难以平息且极易反复。要构建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治理机制,必须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并充分发挥村集体和农村新型社会组织的功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合理、规范、多元的社会保障。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城市不断扩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聚焦的一大社会问题,一旦解决不好,很可能激化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本文根据农民失地的成因将失地农民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离土农民,一类是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本文提出对这两类农民的社会保障应区别对待,构建合理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论城市化趋势下失地农民长效保障机制的构建

失地农民问题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导致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征地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面临诸多困境。只有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有利于加速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及维护稳定的社会安全网。     

欠发达地区征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以菏泽为例

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土地征用不可避免。法律对征地行为做了明确规定,国家和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征地行为,但是在政策执行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的不正当征地行为导致农民上访增加,被征地地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找出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对征地工作的顺行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涉农土地信访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及其化解

在经济增长指标的压力下，征地成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制约，各类占地主体往往通过不规范行为征地。同时，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因追求私利而不能成为失地农民利益的称职代表。失地农民居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地保护其应得利益。而肩负行政救济职责的信访部门却因权威和能力不足难以维护失地农民利益。化解这些矛盾的基本思路在于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进而通过对策组合实现农民正当利益的维护。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