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从"五大发展理念"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20个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广东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益提升、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珠三角普遍较高,粤东西北落后""沿海经济带较高,山区城市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绿色、共享发展的贡献率不高。鉴于此,实现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树立经济发展"量变与质变"并重思想,在做大经济规模基础上提质增效。其次,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加大创新领域投入,变革创新动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加强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公共财政投入力度,补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短板,从而全面推进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双碳”目标下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双碳”目标，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方法及面板门槛模型，探析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作用路径上，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可通过低碳产出、低碳政策、绿色消费三条路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优化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低碳产出与绿色消费可正向调节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培育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新业态、形塑制造业低碳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服务业空间联系与城镇化空间拟合

根据2001、2005、2009、2013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服务业发展数据,基于改进的空间引力模型,构建服务业外向功能量、城市流强度、服务业空间联系量、接受辐射水平、服务业发展潜力等指标,综合考察广东省市级服务业集聚水平、服务业质量、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通过比对发现,广东省市级服务业发展潜力、城市流强度与空间联系强弱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耦合关系,且空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地区服务业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化有显著推动作用,随着空间联系的逐步增强,广东省服务业空间结构的复杂程度也在逐步提高,由期初的"行政—特区"双核结构逐步演化为"多核"并最终过渡到复杂的网络结构。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水平、服务业空间联系与城镇化水平在区域分布上实现完美的空间拟合,都主要集中分布于珠三角城市区域。这表明服务业集聚水平与服务业空间联系程度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空间联系的加深有助于加速推动区域间人口、信息、资本等资源要素的流通,主导并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向前发展。     

“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在5%的水平上对工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效应。由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可知，“互联网+”既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通过绿色发展这一传导机制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依然成立。据此，建议加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推进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工业企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促进工业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城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的空间格局和优化

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供给不仅是城市宜居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以上海市在“大众点评”上的14231个休闲场所为研究样本,通过ArcGIS空间分析揭示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的集聚水平以及空间分布形态;构建便捷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市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的便捷度进行评价,并探析了其形成因素和机理。研究发现：(1)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总体呈现“多中心集聚—轴向延伸”的空间格局,其中在上海主城区中心呈“连团成片”和“孤岛”式高密度集聚区,其他边缘城区形成低密度的轴向集聚区。(2)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类型集聚不均衡,不同类型休闲场所集聚程度从高至低依次为美食餐饮类、运动健身类、文化休闲类、商场购物类、特色公园类;集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美食餐饮类和运动健身类呈“板块型”集聚,特色公园类和商场购物类呈“多中心型”集聚,文化休闲类呈“单中心型”集聚。(3)上海高质量休闲场所的便捷度水平较低,区间差距较大,高便捷度区域集中分布在上海市中心区,总体呈现“中间高周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高质量休闲场所空间格局优化的对策。     

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协调发展研究

县城联结城乡，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县城城镇化高质量与协调发展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63个县城为研究对象，从“业—地—人—态”4个维度解构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县城城镇化质量内涵，揭示其在2015—2020年的时空演化与空间关联特征，探索县城城镇化多维协调发展状态，厘清制约县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表明：(1)湖北省县城城镇化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维度间差异较大。区域差距虽持续缩小，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湖北省中部县城城镇化质量普遍高于东部、西部以及外围县城，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区域间权衡博弈现象明显，尚未形成区域发展合力。(3)县城城镇化各维度间的协同性持续下滑，低水平耦合在局部地区集聚。县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稳步改善，但仍任重而道远。(4)湖北省县城城镇化问题复杂，县城发展阶段一致性较差。障碍因子呈“首位集聚，末位分散”特征，需有的放矢，差异化调控。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城市间溢出效应——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两大湾区城市群数据分析

以新发展理念为依托，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2020年的数据测算和评价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区域内36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要高于长三角地区。此外，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讨论了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高质量发展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内龙头城市的经济密度和周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素呈现U型关系。只有达到某个临界值，龙头城市的创新要素才会流向周边城市；在未达到这个门槛值前，龙头城市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研究结果还表明，城市自身的经济密度越高，高质量发展要素越集聚。     

人口密度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

集聚效应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创新与技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通过对我国300余个城市近20年人口集聚水平的变迁分析发现，伴随着人口流动与人口集聚水平提升，整体上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收窄，分布更为均衡；对人口集聚水平与产出效率间的规律探索显示，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与产出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为了更全面地衡量我国城市化水平，将“人口稠密率”指标作为对城镇化率评价的重要补充，进而将“人口稠密率”纳入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对2022—2030年不变价GDP增速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22—2030年我国GDP年均复合增速约在5.03%左右。从空间分布深度挖掘人口集聚红利，协同驱动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因此，要逐步打破市场分割，提升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协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处理好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     

国家级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文章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国家中心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索构建了包含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个维度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水平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分布特征,综合水平整体偏低,总体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综合水平得分高低将9个国家中心城市划分为领先型、平庸型、落后型三种类型。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研究区域，建立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测算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方法，探讨2007—2017年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10年来，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大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2)研究期内，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分维指数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但绿色生态指数呈现反向递增的空间格局；乡村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态势，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低值集聚区分布在苏北地区。(3)经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含量等对江苏省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城镇化、工业化以及财政支农力度对乡村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乡村绿色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乡村绿色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演化

基于DPSIR模型建立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对2013—2017年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发展水平与时空演化情况,并从“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各省区数据来看,其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高低、驱动因素与薄弱环节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分为“成熟发展型”“趋于成熟型”“快速发育型”“雏形发育型”四种类型;从空间格局上,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形成“扩散效应型”和“低速增长型”两大空间聚集区。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金融集聚是金融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影响。选取2004—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区间多表现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形式;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集聚对周围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衰减边界,当距离阈值在100～800千米时表现为“涓滴效应”,并在400千米时作用最强,在800～1 500千米则表现为“虹吸效应”,当距离阈值超过1 500千米时,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