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效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阐释

本文利用1983—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阐释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间接作用机理及其非线性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阐释了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的间接效应。研究显示,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的负向间接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低收入区间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高于高收入区间;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的间接效应是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对农业信贷配给制度效应和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制度和收入效应的地区异化是导致农民消费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相比谁更易受到信贷约束——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受到信贷约束程度的差异及受到信贷约束影响因素的差异。通过有效甄别农村住户和城镇用户样本信息,分析发现: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要高于城镇居民,其主要原因是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收入更低,家庭负担大等。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两类家庭皆存在信贷约束现状,但城乡居民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依据个人特征与家庭特征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由于农村居民自身收入水平较低、家庭负担大等因素,农村居民面临的信贷约束在整体上要高于城镇居民。     

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空间异质分析

本文采用半变异函数、GMM估计等方法探索分析了我国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的空间异质特征。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变异特征;农村金融机构、农户和区域经济属性中的随机性因素是导致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空间变异的主因,而其结构性因素是导致农户信贷配给程度空间异质的重要原因。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会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户信贷配给程度产生差异。基于此,我国应建立地区差别化的信贷支农体系。     

扩大贸易开放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0年的分省面板数据构造了一个综合考虑贸易开放、国内农业政策改革及宏观经济变动等多方面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评估在控制其他因素作用的条件下扩大农业贸易开放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贸易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外向型农业发达地区和沿海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内陆相对封闭地区;农业出口贸易扩大、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实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以及非农产业发展都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     

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运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采用GARCH(1，1)模型，对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途径是稳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同时，也不可忽视暂时性收入的作用，适时将暂时性收入转化为持久性收入也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     

农户信贷对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户小额信贷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特征,在Iqbal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选取2000—2008年全国统计数据检验农户信贷行为取向、信贷水平等对农村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关系。农户信贷中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农户收入水平、农户消费支出水平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与工业品消费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就业身份与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在非农工作岗位获得稳定的收入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福祉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的Mincer收入决定方程,应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技术,实证研究了不同维度个体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并进行了地区及就业身份的差异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交往、信任、社会互惠、政治参与以及就业身份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下,社会资本和就业身份对非农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农村信贷配给效率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农村信贷配给度的历史变迁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协整和比较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给效率。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决定了农业信贷配给度的变迁;农业信贷配给度有所降低,但其信贷配给效率低下;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度逐年增加,但其信贷配给效率较高;农村金融体制深化改革阶段的农业信贷配给效率低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初期阶段;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效率高于农业信贷配给的效率。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文章基于199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业信贷、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资收入

利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95年~2009年的面板数据,作者运用面板VAR(PVAR)技术将农业信贷、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资收入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作者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面板Granger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后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农业信贷投入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负向约束作用;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未对农民工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三是农业信贷投入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Granger原因,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正向冲击作用并不显著。     

需求和供给型信贷配给交互作用下农户福利水平研究——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7年山东和江苏两省农户家庭调查数据,将正规信贷配给分离为部分数量配给、完全数量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借助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不同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对农户福利水平影响的差异性,有效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六种类型正规信贷配给均对农户福利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降低了农户生产性收入、一般性资产和非基本消费支出,并且农户遭受需求型信贷配给(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交易成本配给、风险配给以及自我实施型配给)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农户遭受供给型信贷配给(部分数量配给以及完全数量配给),这就意味着:在需求型信贷配给演变为正规信贷配给主要形式的今天,农户福利损失不仅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分布格局

从区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分别在县、省和地带等三个区域层次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通过计算各种地域水平的基尼系数对区域差异变动情况进行了量化。同时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分布格局，尤其是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的集中分布区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农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合作金融“共跻监督”的视角

本文基于"共跻监督"的视角,通过建立监督的成本与收益模型、社员间"共跻监督"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了合作金融的"共跻监督"对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825户农户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共跻监督"机制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资金互助社能够降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的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的程度;"共跻监督"是一种有效的抵押品替代机制,它降低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借贷成本和交易风险;此外,在"共跻监督"机制的作用下,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有所增加。     

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的成因、效应及特征分析

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贷配给产生的根本原因.农村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信贷配给既有农村经济组织自身的原因,也与农村金融体制及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缺失有关,垄断性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更加剧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产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信贷配给程度.系统分析农村信贷配给的根源、性质有助于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及农村金融政策的调整.     

我国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与治理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是衡量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农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地区间或同一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在数量、结构以及来源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村居民收入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与经济结构的二元转换有关,还与国家的政策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升和内需的扩大。治理农村收入差距扩大就必须实行制度创新,加大财政支出农村覆盖,加快农村发展和培育农村新的收入增长点。     

信贷配给下的农业规模经济与土地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5年黑、豫两省976个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样本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考察了信贷配给下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和土地生产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特殊的农地产权制度下,扩大经营规模对单位产量成本和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影响受到信贷市场不完善的制约:一方面,对于受到信贷配给的经营主体,其单位产量成本伴随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而未受到信贷配给的经营主体则能够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信贷配给,扩大经营规模会降低经营主体的亩均投入强度,进而降低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进一步,本文估计出对于受到信贷配给的经营主体而言,信贷配给使其单位产量成本提高21%,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减少26%。同时,相对于自我信贷配给,数量型信贷配给对单位产量成本和单位土地面积产量的不利影响更大。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金融是农村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的关键。利用安徽省1998—2013年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VAR模型对金融发展和居民收入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效率指标和农业投资力度均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着正向作用,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是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能否缓解农户信贷配给——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江苏和黑龙江两省的305名农户为田野调查对象进行了选择实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农户的风险配给存在负向的干预效应,且这一效应对小农户来说程度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联结型银保互动对规模农户的数量配给具有缓解作用。根据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应继续加强银保互动的合作深度,并针对不同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地设计和开展银保互动项目。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