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金融开放、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验分析

改进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打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以及扩大贸易利得的重要途径.使用2000-2013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以外资银行进入为表征的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进驻区域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创新促进渠道是外资银行进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对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高金融业中间投入行业企业以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制度环境优化、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都强化了外资银行进入的质量升级效应.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城市劳动供给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成本效应”抑或“技能效应”

本文提出人口转型背景下,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人口红利从"成本效应"到"技能效应"的过渡是应对劳动力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冲击,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手段。理论层面上,在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中纳入城市劳动力供给因素,剖析了人口结构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刻画出了"成本效应"和"技能效应"两大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出地级市层面涵盖人口流动因素的城市劳动供给指标,与高度细化的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数据进行匹配,构造出城市—产品—目的国这一细化的高维面板数据并据此进行研究。基准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劳动参与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用工成本的上升会削弱这一正向效应,表现为"成本效应";人力资本的上升则会增强这一正向效应,表现为"技能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加工贸易、出口关系持续性、超级城市、城市产业政策以及多产品企业行为因素后仍保持了高度稳健;在企业层面给出了同样稳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结论不仅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一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而且意味着在人口转型背景下,要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需要更多着眼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升,实现人口红利从成本到技能的过渡。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促进了创新吗？

本文聚焦出口产品质量如何影响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由于强化出口的积极效应、弱化出口的消极效应，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区分所有制后发现，相较于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较大；区分出口贸易方式后发现，混合贸易出口企业对创新的促进效应要比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小；区分出口目的地后发现，相较于OECD等国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比只强调出口数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意义更大。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提升吗北大核心CSSCI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本文考察了劳动力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聚经济不仅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在不同所有权和贸易方式下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在用工具变量法和GMM解决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外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估计了外资水平和垂直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改进了既有文献估计外资溢出效应的方法,采用入世前后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贡献主要通过后向溢出效应来实现,即下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对上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上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下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仅对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成立,即前向溢出效应部分存在;同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即水平溢出效应不存在。以上估计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结论为理解外资如何有助于本土企业实现质量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调整我国FDI引入结构和加强内外资企业间的关联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Feenstra&Romalis(2013)整理的各国出口数据,首先运用生存概率法分析各经济体SITC4位码产品的出口持续性,进而借助工具变量2SLS模型,首次就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有:发达经济体产品出口持续时间对出口产品质量作用表现为"高质稳进"型正效应,而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过长的出口持续时间则意味着产品质量的"低端锁定"和"低端下滑";出口过度依赖传统优势产品和"质量革新惰性"是近几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执行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战略有利于发展中国经济体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空间型地理接近"不一定能够促进一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制度型地理接近"则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FDI是否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外资通过生产效率、研发效率、竞争效应等渠道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广告效率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数目增加会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外资企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来看,外资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业界动态

国务院近日批准大连等15座城市设立出口加工区。据介绍,建立国家级出口加工区是我国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扩大外贸出口的重要措施。出口加工区是由海关监管的特殊封闭区域,实行“境内关外”的管理体制,允许在区内兴办出口加工型企业及专为出口加工型企业提供服务的仓储、运输企业,并享有生产所需的进口机器设备等予以免税、加工出口产品所需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全额保税、国内原材料进入区内予以退税、区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加工环节增值税等优惠政策。出口加工区将成为我国政策最优惠、服务最便捷的工业生产经营区。     

海外留学经历促进了企业出口吗

本文基于2000—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全面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出口强度、出口产品范围和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了母国与留学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标准化系数分析表明CEO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大于扩展边际,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是通过调整出口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实现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留学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海归人才性别以及就职类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结论对中国有效挖掘海归CEO在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GVC升级——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政策进行准自然实验,检验产业政策通过资源错配路径对GVC升级产生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存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仅当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时负向影响才较为显著;对资源错配下产业政策影响GVC升级存在差异化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关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效率,以及降低中间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信息成本来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还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与出口市场拓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批“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前批更强。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与“走出去”两大发展战略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出口工业产品企业分类管理的意义

提高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把外贸风险尽可能降至最低。国家质检总局为帮扶企业应对危机及时出台了新《出口工业产品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出口产品的具体检验监管方式,由企业类别和产品风险等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突出产品风险等级的重要性,对不同企业出口产品检验放行执行不同的宽严程度。实现了从"检"到"管"的检验监管模式改革的重要转折,由单纯的产品检验向企业监管转变。     

反倾销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为例

采用1995-2014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例HS编码六分位数据,本文对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肯定性裁决和征收反倾销税对裁决后第一年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最大,这种负面影响在随后的年份里逐渐得到缓和,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否定性裁决对涉案产品质量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反倾销不仅仅对中国企业的出口数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出口质量也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使得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损害进一步扩大,这就提醒我们对申诉国的反倾销调查,绝不能一味地消极回避,而应该积极应诉,以避免反倾销裁定成立后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