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内卷化”的讨论——一次新的范式转型

对于同样的一种行为——妇女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不被判断为内卷化的表现,而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则被判断为主要的内卷化表现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内卷化”概念的混乱。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揭示治理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因素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主要特点是情境特殊性、目标多元性和主体民族性.现存问题有治理主线明确性不足、治理主体参与程度弱化、治理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和企业生态责任履行缺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遵循主线—结构—平台—补充的内生逻辑,具体表现为治理意识—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责任—治理目标.治理实践路径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主体参与、开发与应用符合民族实际的数字技术、强化民族地区企业生态责任建设四个方面,从而将民族特色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能与优势.     

激励约束机制的探讨与思考

激励和约束是一对既对立义统一的有机体.激励意味着给职场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刺激其为企业的利益工作,而约束则是运用法律、行规、道德等手段抑制职场人对个人欲望的追求.激励和约束过多,都会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激励过度的治理者必然约束不足,而约束过度的冶理者则激励不足,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体现了二者的对立;同时,激励离不开约束,没有约束的激励就似乎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引发职场人对其个人利益的极度追求而损害企业的利益,而约束亦离不开激励,离开了激励的约束就会缺乏动力,其直接结果就是效率的丧失.激励和约束是一把双刃剑,时刻悬在职场人的头顶,督促其按照企业的利益行事.     

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

与西方经验不同,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暴力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共同体失败的征兆,也不是简单的暴力犯罪的法律问题,而是特殊的城市治理机制的产物.在灰色治理中,城市空间实践塑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半正式行政主导了一线行政,使得权力实践双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虽然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但是,权力实践是有节制的、柔性的,被治理者也有自主性空间,他们之间的跨边界关系呈现出联盟、妥协、抵制、攻击等共存的混杂状态.灰色治理过程主要包括保护性协商机制和边界改变机制,在组织调控加强、媒介动员等情况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顺从模式可能无法支持,继而相互攻击主导了跨边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灰色治理再生产了城市暴力.     

国有公司经理的约束和激励

国有公司作为一个契约，不可能规定契约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和经理长期竞争的压力是形成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力量。激励和约束经理的逻辑起点是董事会雇佣和解聘经理。经理的人力资本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经理必须享有与其业绩相称的剩余索取权。良法是约束经理的主要力量；充分反映力量对比关系的合同，章程，必要的监察、审计约束也不容忽视；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统和理智规范的经理市场是约束经理的重要手段。     

基于员工心理契约的组织职业生涯管理

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职业生涯管理作为一种相对长久的激励措施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内企业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由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的内容和心理契约中员工感知的组织责任有许多一致的地方,所以作者认为可以通过有效管理员工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心理契约达到职业生涯管理的目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提出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以明确并引导员工的心理契约,采用多样化激励方式以满足不同职业生涯阶段员工的心理契约以及抓住不同职业生涯阶段员工需求的核心以更好地管理其心理契约.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员工的职业生涯,以达到保留和激励员工的目的.     

公司高管薪酬与融资结构间的内生关系

本文将战略性财务风险管理因素引入融资契约缔约过程,通过模型证明公司融资结构符合高管和所有者基于各自利益的最优制度设计,高管薪酬和资本结构内生于公司的内部治理,影响二者间内生关系的因素主要来自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和潜在的战略性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设计灵活合理的高管薪酬体系可以在完善公司内部激励机制的同时促进最优资本结构形成,若与股权激励相结合,则资本结构可成为加强和完善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手段.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财务治理机制分析

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本质上,财务治理是对公司财权进行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具体地说,这一套制度安排必须通过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各当事方缔结财务契约来实现。本文提出,构成财务治理基础的财务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将会产生激励不足和约束失控两个主要影响。因此,我们的财务治理机制应该针对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来进行设计,力争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完全财务契约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财务治理的效率。     

浅议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贫困县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模式,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创新,这给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效率。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法人治理结构、委托代理结构、股东治理结构和经营者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着内在统一性。文章针对我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以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切入点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债务契约治理效应

以中国制度环境为背景,在不完全金融契约和激励契约并存情况下构建动态模型,围绕企业家最优努力水平考察债务契约的治理效应.本文指出债务契约发挥激励效应的条件,并指出债务契约具有对激励契约的替代效应,同时指出债务契约具有协调效应以及通过再谈判协调投资者与企业家利益的债务调整方式.     

股权激励、控股股东性质与信贷契约选择

我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容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鉴于此,文章基于股权激励的行为引导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以2009-2015年推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信贷契约选择的不同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容易诱发管理层对信贷资金(特别是长期信贷资金)的偏好,而政府干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使银行只能通过提高利率进行自我保护.第二,非国有控股股东对股权激励效应的调节作用与其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密切相关.当两权匹配时,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提升,从而公司可获得宽松的信贷契约;而当两权分离时,股权激励容易产生合谋效应,此时银行预期债务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降低,进而提出更加严苛的信贷契约条件.文章拓展了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的研究,而且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有效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我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中的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

由于我国社会习俗、文化、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不匹配,导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这些非正式约束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关系经济降低了正式劳动合约的作用;集体主义制约了正式契约关系的拓展;等级制不利于建立平等的劳动契约关系;人治不利于劳动契约按法律的手段有效实施。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我国劳动关系契约化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不相适应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它将影响我国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影响我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及其效果;它使劳动合同的作用难以发挥。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因素与建议对策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治理主体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中的因素,对于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受到政策、环境、社会关系、乡土情感、个人名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剖析,发现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合法性不完善、地域差异、动机受到质疑等现实难题。因此,为吸引乡贤人才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政府必须持续完善激励政策,因地制宜地发掘有效用的新乡贤队伍,并且建立基层政府平台,推动新乡贤参与治理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从良序迈向善治

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其包括高层的国家、中层的省市和基层的县乡村三个层次的内容。乡村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也是其薄弱环节。只有筑牢基础,整个体系才会稳固,进而实现优化。乡村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融合、群体分化、利益调整、观念更新……一方面刺激了乡村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当前大数据这样的新形势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迈向乡村善治之路,切实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当前的风向标。     

漫谈社会服务承诺制

一、社会服务承诺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社会服务承诺制”(简称为“承诺制”),就是服务行业把本系统的服务内容、服务程序、完成时限、应负责任等定出严格标准,向社会公开做出承诺,并公布投拆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未实现承诺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受到处罚。承诺制,有几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具有明确印责任目标,并且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项目;二是具有明确的操作程序和完成时限,三是具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四是具有明确的监督主体——服务对象以及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因此,承诺制是服务手段与服务目的有机结合体,是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签订的“服务契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把现代经济学称为“契约经济学”。承诺制因契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推动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对我国乡村治理的领导机制和乡村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领导干部、主体结构、人才机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建主线、制度建设、激励机制、创新手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等角度提出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的微观理论

基于对非正规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剖析,文章为非常不完备的非正规金融契约与低违约率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解释视角。非正规金融契约执行主要是依靠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来实现,这主要表现为五种形式,即抵押品化的“社会资本”的治理效应、重复博弈与信誉机制、关联交易与违约成本、联合贷款与连带责任和非法暴力机制。     

利益协调论:对独立董事制度的一种新理论解说

依据企业契约理论,以利益相关者通过提供要素使用权合作投资组成企业这一合约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冲突与协调为主线,提出了"利益协调论",对独立董事的本原性质和治理效应弱化的根本原因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基于"利益协调论"的基本逻辑,从独立董事的选拔、功能定位、职责细化、激励约束等方面剖析了现有制度安排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逻辑一贯的治理分析框架,以期真正发挥独立董事治理硬约束的作用.     

政治关联、财务年报恶意补丁与债务融资契约——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2003年～200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财务年报恶意补丁出现几率及对债务融资契约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具备越高级别的政治身份,则上市公司发布恶意财务年报补丁的现象越少;上市公司发布了恶意财务年报补丁,则下年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但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对上述负面影响有明显减弱,说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的政治关联增强了上市公司出于维护潜在竞争优势的自我约束治理,从而增强了债务诚信,促进了债务契约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