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198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分析

本文根据索洛余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测算出安徽省1980-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分析各种投入和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左右,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决定安徽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技术发展较为滞后。安徽省应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使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省际差异分析

基于面板数据,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贡献率进行了定量测度,利用层次聚类分析法,依据各省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特征,对六省进行了归类。研究表明:江西、河南和安徽三省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其他三省该贡献率较低,均小于10%,且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高,六省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均小于50%,说明六省增长方式都较粗放;层次聚类结果表明,江西、河南属于第一类,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贡献率较高,增长方式最粗放;山西、湖南和湖北三省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相对较高,增长方式相对集约;安徽省则介于两类之间。     

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贸易和金融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模型,并以1952-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变参数分析方法就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出口贸易却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以经济货币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以经济金融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同样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预期却得不到经验证明。文章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分析——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

采用C-D生产函数法,利用索罗残差公式,测算了河北省1991—201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指标,并进行了分析,发现目前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粗放型为主导,并且此种趋势仍在不断增强;该经济体应付外部金融危机或是经济危机的能力比较差,这一进步证明了其经济增长方式的上述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互相促进彼此增长的关系,并且很有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基于人口结构和分配扭曲视角的分析

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非常小。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 ML）与传统曼奎斯特（ 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 DEA 产出调整、 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

以西部12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面板模型,运用索洛残差法,选择C-D生产函数,估算西部各地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表明:西部各省、市(区)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均值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一步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本文选取广东省改革开放30年的数据作基础,通过计量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模型进行估计回归,计算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及资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旨在以量化公式来反映广东经济增长质量。本文从整体上探索了广东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发展过程中显露的问题,特别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分3阶段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驱动型,其经济增长方式还处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体制改革而非技术进步的推动。最后为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出了3点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浅析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简述经济增长理论之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提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途径。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和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次之,FDI最小。为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保持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利用FDI,并逐步优化FDI存量结构。     

泛珠三角区域省际工业全要素增长的度量与比较——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泛珠三角地区,通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该地区九个省份工业行业2003-201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进行测算。结果发现,泛珠三角地区九个省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     

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换及效率评价——来自199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商贸流通业作为社会再生产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先导产业,增长方式转换相对滞后,地区发展差距明显。文章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层面、地区层面,综合使用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增长方式转换和效率变化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仍然是以要素积累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备资本、劳动双驱动特征,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显著恶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应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全面推进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分地区、分阶段采取不同策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换。     

“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未来五年经济改革的主线。笔者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方式的变革,分析单纯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主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开局对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的思考——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未来五年经济改革的主线。笔者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方式的变革,分析单纯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为主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地区法治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单一制国体下地区之间法治差异,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以及促进资本流动,本文运用我国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地区法治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法治水平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我国应该统筹地区的法治发展,这样也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