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对陕西省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

本文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影响居民消费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使用2013-2019年数据,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房价对陕西省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影响不显著,老年抚养比、房价和陕西省居民消费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老年抚养比提升、房价上涨均会降低居民消费,其中老年抚养比提升不仅直接降低居...     

人口结构、民生支出与地方财政压力

人口老龄化叠加出生率预期不断下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地方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为探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现实路径,本文基于2008年-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估计人口结构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因果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地方财政压力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非线性态势。以财政教育支出为门槛变量的机制分析表明,当财政教育支出小于4.55阈值时,少儿人口比例加大,能够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当大于5.40阈值时,地方财政压力显著增加。以社会保障支出作为门槛变量的分析发现,当社会保障支出高于4.63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使地方财政压力显著增加。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分析

数字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探讨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CHFS微观数据,站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消费总量分位点较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第三,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正向效应在城乡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正向效应更显著,存在明显的益贫效应。第四,网络购物是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内在影响机制。文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少受到关注。基于2013—2019年的CHFS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发现住房流动性提高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为正向影响，以限购为代表的限制性交易政策降低了住房流动性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家庭、无子女家庭、城镇家庭以及一套房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受到住房流动性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限购政策削弱了流动性对上述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多套家庭的住房资产配置则受到住房流动性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流动性提高了预期收益对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的影响；在房价处于高水平时，流动性能够使高风险厌恶家庭增加住房资产配置。另外，住房流动性能够促进多套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消费支出。     

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推进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递减效应。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减贫效应不明显，跨越门槛值后效应变得显著，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非线性特征，而对居民收入水平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量型人口红利、质量型人口红利与配置型人口红利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共同富裕。     

转型期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运用1997～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可以考察经济转型期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生育率、家庭规模、居民储蓄率都与居民消费有同向变动关系.其中少儿抚养比对东部居民消费拉动作用最大,而生育率、家庭规模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政策含义是:在刺激内需、扩大居民消费时要充分考虑地区间的人口结构差异.     

土地出让与房价的互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土地供给政策在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1999--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土地出让与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出让与房价存在负向的互动关联,两者的相互作用抑制了房价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通过房价的传导作用,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房地产财富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     

FDI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代表的不同层次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双重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最低门槛值的省份,FDI会抑制发明专利的增加。在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的省份,FDI对发明专利有正向影响;FDI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单一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水平小于门槛值的省份,FDI对实用新型专利有负向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大于门槛值的省份,FDI会拉动实用新型专利的增加;FDI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FDI对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省份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促进作用大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槛值的省份。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空间计量

空间计量模型实证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多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随着经济发展,居民低消费支出聚集区域数量减少,且城镇变化大于农村,东北城镇发展快于西部城镇;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低而居民消费率高,经济发展受限;城乡少儿抚养比高而相邻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低的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低,养老不再成为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压力;当前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无显著空间相关,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有正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有正影响。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中国一般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建立货币供给量、一般物价、房价、股价、商品期货价格、GDP、汇率等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了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物价、房价、股价等变量之间出现显著的协整关系;物价对资产价格冲击的反应较小,表明财富效应对中国居民的影响有限;物价对于不同资产价格冲击的反应不同,对房价冲击有负向反应,对股票价格冲击有正向反应;长期来看,物价上涨主要受货币政策影响,短期内,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物价的变动;资产价格的变动主要受自身市场冲击的影响。     

城市化、收入差距与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住房供求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化、收入差距对区域房价的影响机制,同时利用1999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率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化率的提高推高了房价;收入差距对房价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推动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差距对房价的正向作用程度加大,在城市化率高的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中部、西部地区。     

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但同时也呈现出省际人口流动放缓、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人口流动吸引力显著增强的新趋势。研究构建了土地财政、房价与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并采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且通过公共物品对人口流入的促进效应大于其通过房价对人口流入的抑制效应,最终表现为土地财政促进人口流入;地方公共物品能够资本化在房价中,土地财政和房价之间存在正向促进的双向互动关系;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均促进人口流入,但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强于西部地区。为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完善地方税体系,引导地方政府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优化土地财政支出结构,支出方向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强住房体制改革,改变粗放式的“一刀切”政策。     

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对扩大内需的再思考

关注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引入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分析财政支出通过城市化影响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分步骤回归方法还是加入交互项,都显示政府财政支出有直接负向“挤出”居民消费的效果,而城市化在其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在当期“挤出”居民消费,但在滞后一期与滞后五期的动态效应中能够“挤入”居民消费;而城市化无论在当期、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三期的动态效应中都能“挤入”居民消费。因此,未来应通过城市化的合理推进削弱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短期“挤出”效应,并在长期通过合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展城市化,从而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房价、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区位布局:理论与证据

引入房价因素对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拓展,探讨房价变化对制造业区位布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合1999—2016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房价可通过影响地区劳动力成本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区位布局,且这种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房价低于门槛值时,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布局无显著影响;当房价高于门槛值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房价经由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的挤出作用只体现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暂未显现。这为我国部分制造业产业内迁和转移的成因提供了较好解释,也为各地构建房价调控和制造业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门槛效应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了影响。文章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核算各地区生态效率值,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明显存在东高西低的现象;研发投入存在双重门槛且在跨越第一道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更加显著,跨越第二道门槛值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略有下降,但溢出水平远高于第一道门槛值前的水平;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在门槛值左侧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在门槛值右侧开始呈现正向溢出。同时达到高研发投入、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主要在我国东部。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聚焦“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构建收入分配情形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模型,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基于199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分配 “遮掩”了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致使总效应有所下降;金融发展通过规模性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分时期、分地区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充分支持金融发展会通过改变收入分配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揭示出可能存在更大的正向机制尚未纳入研究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财税政策下的产业结构升级非线性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以政府财政收支、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进步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因素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并检验了我国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阀值转换条件下,我国财税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即财政收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阀值转换特征;在参数异质性假设条件下,实证结果揭示出财税政策在影响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升级上具有非均衡特征。     

人口变动、消费结构与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GMM分析

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模型为基础,引入相关人口变量建立动态的Panel Data模型,利用2000~2014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结构受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较为显著,且与人口因素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具体来说,老年抚养比和人口性别比提高会减缓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人口城镇化的提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在当前人口发展状态下,以生存型消费为主的低层级消费在我国仍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平衡、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消费结构将会不断优化、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