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信贷腐败比较研究:审批腐败与支付腐败

企业在向银行寻求信贷融资时遇到的信贷腐败可分为两类：金融机构中主管信贷审批的高层人员的审批腐败;负责信贷发放的基层人员的支付腐败。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腐败在项目寻求信贷融资时的影响,揭示信贷腐败与信贷融资之间的关系,指出两类腐败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基层支付腐败对信贷融资项目产生逆向选择,阻止了低风险项目的信贷融资行为,而高层人员倾向于和融资项目合作,因而具有减少基层机构支付腐败的动机。     

关于腐败概念界定的研究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才绎腐败概念的多种观点，地腐败客体、腐败主体、腐败的危害、腐败动机和腐败的标准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腐败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腐败才比较全面，而且也切合社会实际。     

政治语言滥用:分析当前中国的语言腐败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涉政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之一,其种类也不一而足,然而有一类腐败却较少引起人们的警觉,即语言腐败。语言腐败虽不是一项新事物,但却已然在中国政治社会中扮演着"主要蛀虫"的角色。就官员的语言腐败而言,其表现出"假、大、空"的典型特征,从实质分析,则是政府及其官员在政治行为发生、过程与结果这一系列进程中的政治语言滥用,也是我国政府和公权力失范的一种主要表现。不论就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实体政治社会的成长,语言腐败都会导致政治不信任、政治冷漠等危害,不利于政治制度的健全、国民性格的塑造、官民关系的融洽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体制改革中腐败成因的文化解释

本文对腐败成因的文化机制作了初步的讨论,认为在文化层面上腐败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既源于腐败思想的长期存在,又源于对腐败思想给予宽容、默认、辩护的思想腐败。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了思想上的腐败是最深层的腐败,提出了“文化反腐”的新概念。     

以"混合政体"预防制度腐败——波利比乌斯廉政思想初探

波利比乌斯通过其"政体循环说",将政治制度的蜕变与腐败视为必然,认为导致制度蜕变与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进而通过其"混合政体论"作为预防制度腐败的不二法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廉政思想,成为由制度腐败观向权力腐败观的过渡标志,为后世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了借鉴.     

基于社会网络的腐败群体行为分析

新时期的腐败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群体行为,而腐败群体内部的社会网络则是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本文将腐败群体行为与社会网络理论联系起来,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腐败群体行为分析框架,包括腐败网络及其社会网络特征的静态描述,以及腐败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为腐败群体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腐败群体现象的新思路,同时也是一个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平台.     

转型期腐败行为与洗钱风险

本文以中国1980-2010年的897例腐败案例数据为基础,分析得出:现金是腐败媒介及腐败洗钱的最主要方式之一;通过银行转账腐败赃款是腐败洗钱的常见方式;购买房产、虚构交易、虚构债权债务或收入、实体经营是腐败收益顺利清洗的重要途径.腐败程度、腐败时间、腐败等级、腐败时期阶段是腐败洗钱风险的正向作用变量.因此,本文提出为提高预防腐败的有效性,需完善大额现金交易记录信息要素并密切监测,将房地产、贵金属、文物拍卖等高风险领域纳入反洗钱日常监管范围,填写准确的职业信息、根据职业逆向追踪打击等建议.     

"经济人"假设与腐败治理

腐败的蔓延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同的人性假设对腐败的根源有不同的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以“性善论”为人性假设,得出了道德防腐的结论;现代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得出了制度防腐与法制反腐的主张。在反腐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腐败是“次优选择”,主张有限反腐;有人试图“利用”腐败,任其“腐败出一套新制度来”,因而不主张反腐;多数人是主张坚决反腐的。通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问题,认为腐败扰乱了市场的纠错功能,阻碍了改革进程,力主反腐。     

腐败与反腐败:一种政治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是一种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经济交易活动.行政官员的"经济人"理性、权力"寻租"、转型期政府权力运作机制的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主要经济原因.为此,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健全政务公开机制、构建高效的监督体制、建立激励型的公务员制度可以从经济层面建立有效的反腐体系.腐败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本文试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腐败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反腐对策.     

外部性视角下教育腐败的成本与收益

以外部性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方法探索教育腐败行为产生的深刻根源,分别对教育腐败的私人成本、私人收益、社会成本、社会收益、总成本、总收益进行分析和比较,腐败的私人成本过低是个体选择腐败的主要原因,治理教育腐败必须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幅度提高教育腐败的私人成本,降低私人收益;增加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降低教育腐败收益与成本承受者的不对称性,遏制腐败趋利的冲动和选择.     

工资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改革

从反腐败改革与经济效率是否激励相容的角度,结合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工资制度选择及其可能导致的"腐败陷阱"。研究表明:政府若选择效率工资制度,则提高腐败查处力度就会降低效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总产出和相应的福利水平;若选择"姑息工资"制度,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就需相应提高官员的补偿工资,从而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性税收。"姑息工资"制度会引发"腐败陷阱"。反腐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此时减少腐败收入等措施更加有效。为兼顾经济增长,反腐改革的事前预防要比事后惩罚更为有效。     

公务员高薪激励政策的现实局限——一个理论模型

结合经济转型国家的实际执法环境,提出一个不确定性条件下薪酬激励政策的理论模型,用来研究公务员高薪激励政策的现实局限性。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风险规避的代理人,由于存在现实的层级惩罚制度,一定范围内的腐败活动不可能由增薪得到遏制,只有在惩罚制度具有较好执行力的条件下,提高薪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官员减少腐败;在转轨国家对腐败行为"有限容忍"的政策环境中,高薪激励手段能减少执法成本,但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因此,一个旨在降低监督与执法成本的制度设计是治理腐败的较好选择。     

论权力内生腐败现象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地方政权中发生一系列"权力腐败窝案",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这种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地方政治退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     

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全球视角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古至今都是各国政府和学术界谈论的热点问题。自人类出现了私有制以来,腐败就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产生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以往的文献中,腐败问题的实证分析较多关注腐败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研究,而很少涉及腐败与社会、政治因素（如法治水平、政治稳定等）之间的相关性研究。采取世界银行的＂良好政府＂数据和世界透明组织CPI数据,包括六大变量：法治水平、政府效率、政治稳定、发言权与责任、法规品质和腐败控制,挖掘腐败控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腐败与法治水平最相关,提高法治水平是遏制腐败的最重要手段;政府效率与腐败相关度也较高,提高政府效率有助于控制腐败现象。     

一个基于腐败现象的博弈模型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的产生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腐败是否一定得以发生，还取决于其收入与实施成本的对比。通过进一步对腐败官员和政府监督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找到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从而得到一些遏止腐败的对策。     

腐败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以各省区腐败案件的发案数作为腐败的衡量指标,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联立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既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水平间接降低或增加环境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动态变化,且受各地区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腐败对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梯阶差异。     

腐败现象的经济测度方法分析

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分析了对腐败现象的定量测度问题。定量测度腐败现象主要有三种方法,公共开支跟踪调查法、经济计量法和腐败指数法。本文介绍了这三种测度方法的特点,并详细分析了腐败指数的编制以及存在的问题。     

集团腐败的防范对策探析

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是防范集团腐败的基础;建立健全反腐制度是防范集团腐败的重要保障;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控是防范集团腐败的关键措施;从严惩治集团腐败是震摄集团腐败分子的强有力手段。     

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腐败是一种畸形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本文概括地分析了我国腐败现象在历史、思想意识方面产生的根源及其现实体制方面原因 ,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对策 :即加强政治体制改革 ;改进和完善现行监督机制 ;加强教育 ,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 ;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与腐败

以一个外部性的例子作为分析基础,探讨了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与腐败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政府干预是政府对市场失灵和腐败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决策。因此,即使经济中存在腐败,但为了矫正市场失灵,政府仍会对经济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