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吗——基于时变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再评价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与金融发展全局,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动态评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准,并基于此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进行再评价.结果 表明:首先,现代金融环境下,国民收入、金融资产以及支付手段创新因素对货币需求存在正向影响,机会成本与货币替代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需求;其次,货币缺口可以用来合理划分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以货币需求为基准、货币缺口为指示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整体有效,并且可以兼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双重调控;最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产出效应,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论或可为切实提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中介目标的效应——基于产出和通胀的内生持续性视角

文章在DSGE模型框架下,推导出含有产出和通货膨胀内生持续的一般均衡模型系统,探讨利率和货币供给冲击对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效应。文章应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得到的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观测变量的数据特征,并得到以下结论:(1)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效应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且其对观测变量波动的贡献程度较高。(2)在2009年第2季度至2011年第3季度的样本内,利率冲击的平滑值显著大于零,有效地阻止了总产出的下滑,而货币供给冲击对总产出向上的推动作用较小;2015—201 6年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利率冲击在推动总产出的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不同中介目标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难度

文章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时不能忽略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文章构建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及其宏观经济系统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在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但是对每个变量冲击响应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较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将显著干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需求的调控,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幅度较大时,货币政策对需求变量的调控作用会减弱,但不会影响相关需求变量在不同时点的冲击响应走势特征。较大的汇率波动会减弱利率上行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但会导致贸易条件（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的比值）进一步恶化。     

收入不确定性、资产配置与货币政策选择

经济不确定性怎样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本文将异质性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框架,定量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作用。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基于贝叶斯结构估计,本文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因而是理解经济形势不确定下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维度。动态分析表明,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由于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本文为经济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兼论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动态测度,量化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论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均会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相比于平稳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期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溢出效应更大,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在2015年股灾期间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力度最大,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时期的冲击力度最大。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纳入风险监测体系,有力推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实施差异化管理防控手段,尽可能降低不同阶段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

基于含消费惯性和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定量解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通胀预期偏差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偏差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而数量型工具调控时有负面影响;短期内,数量型工具能更有效遏制通胀,长期看,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央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不同政策工具,构建基于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标和通货膨胀预期测度,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和可测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与调控.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区域性市场。文章通过建立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测度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动态影响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受数量型工具冲击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慢于中部;数量型工具对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为显著,价格型工具对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主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M0,西部地区则以信贷为主导型政策工具。     

全球视角下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

货币政策并不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为目标,但近年来兴起的相关理论研究发现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选取125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实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并且,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应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为显著;劳动收入正向调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而通货膨胀正向调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即负向调节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此外,财政再分配水平提高有助于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     

央行担保品框架下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兼论担保品扩容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基于担保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频频亮相,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传统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央行担保品框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着重探讨了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可以通过违约风险外移效应而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会提高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社会福利；第二,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可以抑制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稳定宏观经济；第三,信贷资产抵押率与总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取决于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较小；第四,担保品扩容之后,扩张性借贷便利操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增大,并使通胀率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基于担保品框架的借贷便利工具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货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非对称性效应分析

产业发展状况关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本文对货币政策的产业发展效应传导机制进行理论描述,并基于T-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产业发展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刻画货币政策冲击下三大产业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响应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的货币政策与产业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二者之间存在一定门限效应;第二,不同区制下,货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动态冲击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低区制下三大产业发展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强度明显大于高区制下三大产业发展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强度;第三,相同区制内,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产业的冲击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现象。因此,应结合"区制"差异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调控三大产业发展。     

股价波动、社会福利与货币政策制定——基于中国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和稳态股利水平且反映中国现实特征的DSGE模型,通过扩展的货币政策泰勒规则,考察了面对技术冲击、利率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时,中央银行应如何制定货币政策以保持产出、价格和股票市场的稳定,并尽可能地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考虑股价波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福利损失;中央银行存在多重调控目标时需要注意区分冲击的类型来相机抉择,在利率冲击下,货币政策应当对股价波动做出反应,而在技术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下,则需要在各个经济变量之间进行权衡.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中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反应的模拟分析

利用包含汇率波动和通胀预期的IS-Philips模型推导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在此基础上,分别以股价和房价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模拟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会增大利率波动幅度;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比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在平抑产出和物价波动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与考虑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相比,考虑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冲击更小。     

纳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与宏观经济稳定研究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分析货币、房地产价格、通货膨胀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互动与联动机制。分析表明,货币存量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房地产相对价格与实际利率是货币冲击效应的核心传导变量。目前中国主要宏观变量偏离稳态水平较远,并存在房地产价格泡沫,化解房地产价格泡沫风险应该坚持规则性货币政策原则,控制货币存量与增长率,使房地产相对价格与实际利率趋于合理。     

货币数量、利率价格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恰当选择,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关键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指标向价格型指标的转移。本文分别就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M2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主体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投资,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趋于减弱;社会融资规模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其传导效应尚未有效形成,仍有完善空间,预期可成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强劲之源;价格型指标具有比数量型指标更好的传导效应,基于真实交易形成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显示出较好的传导效果。本论文建议现阶段中央银行务实的选择是数量与价格指标并用,持续优化社会融资规模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