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兼论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动态测度,量化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论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均会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相比于平稳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期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负面溢出效应更大,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在2015年股灾期间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力度最大,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时期的冲击力度最大。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纳入风险监测体系,有力推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效体制机制建设,实施差异化管理防控手段,尽可能降低不同阶段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货币数量、利率价格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恰当选择,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关键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指标向价格型指标的转移。本文分别就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M2指标已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主体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投资,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趋于减弱;社会融资规模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其传导效应尚未有效形成,仍有完善空间,预期可成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强劲之源;价格型指标具有比数量型指标更好的传导效应,基于真实交易形成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显示出较好的传导效果。本论文建议现阶段中央银行务实的选择是数量与价格指标并用,持续优化社会融资规模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继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不同中介目标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收入不确定性、资产配置与货币政策选择

经济不确定性怎样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本文将异质性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框架,定量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作用。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基于贝叶斯结构估计,本文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因而是理解经济形势不确定下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维度。动态分析表明,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由于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本文为经济不确定性下的货币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央行担保品框架下银行贷款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兼论担保品扩容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基于担保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频频亮相,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文章对传统金融加速器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包含央行担保品框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着重探讨了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可以通过违约风险外移效应而降低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但也会提高借款企业的违约风险,降低社会福利；第二,经济面临负面冲击时,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所产生的违约风险外移效应可以抑制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稳定宏观经济；第三,信贷资产抵押率与总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系取决于政策工具,提高信贷资产抵押率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较小；第四,担保品扩容之后,扩张性借贷便利操作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增大,并使通胀率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基于担保品框架的借贷便利工具操作具有指导意义。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

本文试图从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对货币政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解释,论文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宏观货币政策实施→信贷市场变化→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为分析路径,实证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将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上行,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所不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未能显著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立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传导路径中,以信贷利率、信贷规模及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信贷市场通过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有效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本文构建了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工具对通胀预期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数量型货币工具则不显著;在短期内,价格型工具比数量型工具更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和可信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和调控。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基于一般均衡方法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利率市场化改变了货币需求和利率传导的现实环境,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深刻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家庭、厂商和货币当局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总需求、总供给以及货币需求三类冲击对于货币当局目标函数取值的影响,揭示了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倾向于选择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我国1996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局限性将日益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优越性则会逐渐显现.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

基于含消费惯性和金融加速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定量解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下通胀预期偏差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价格型工具调控下,通胀预期偏差对经济有正面影响,而数量型工具调控时有负面影响;短期内,数量型工具能更有效遏制通胀,长期看,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央行应有针对性的搭配不同政策工具,构建基于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标和通货膨胀预期测度,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和可测性,实现对通胀预期的有效引导与调控.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助于金融稳定吗——基于时变货币需求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再评价

金融稳定事关经济与金融发展全局,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重稳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动态评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提供了一个评价基准,并基于此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进行再评价.结果 表明:首先,现代金融环境下,国民收入、金融资产以及支付手段创新因素对货币需求存在正向影响,机会成本与货币替代因素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需求;其次,货币缺口可以用来合理划分数量型货币政策立场,以货币需求为基准、货币缺口为指示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整体有效,并且可以兼顾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双重调控;最后,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效应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其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产出效应,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则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论或可为切实提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在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并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考察我国房地产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效果。研究表明,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均不能通过房地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显著作用,即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较弱,房地产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顺畅。最后,针对提高房地产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非对称效应——基于STR模型

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的角度,运用非线性模型——STR模型,探究了中国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确实因所处经济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应是不对称的;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方面,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路径比利率传导路径更有效。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传导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的相对价格，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将政策效果传导至实体经济中。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和深入发展，对企业、居民的投融资行为、生产消费行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对原有传导机制产生一定冲击．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变得更为复杂，深刻影响政策作用的发挥。在此背案下，文章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以及资产价格对于货币政策变量的动态反应。     

基于FAVAR模型的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研究

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近年来备受各界关注.本文采集了从2000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3季度的152个变量的间序列数据,构建房价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房价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存在货币政策的房价传导机制.具体表现为:①相较于货币供应量而言,利率对房价的影响较为明显,利率和房价呈反向关系.②房价的投资效应强于财富效应,房价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才显示出微弱的财富效应,不同类型房屋价格的投资效应和财富效应有所差异;③房价通过消费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较为通畅.     

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动态响应的区域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区域性市场。文章通过建立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测度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价格动态影响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受数量型工具冲击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慢于中部;数量型工具对西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为显著,价格型工具对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的累积效应最大;东、中部地区房地产市场上主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M0,西部地区则以信贷为主导型政策工具。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房地产价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种手段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节,房地产价格通过何种机制传导至货币政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房地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等来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传导至CPI进而引起我国货币政策变化。经过实证发现,房地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同时从侧面证明了房地产价格和CPI之间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