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35个典型城市构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财政透明、晋升激励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透明度越高,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低、对经济性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在信息公开机制与政府会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财政透明不仅未能产生应有的问责约束效应,甚至已成为市级政府粉饰经济绩效、掩饰社会责任的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GDP导向的官员晋升激励会强化上述"悲观"效应。现阶段,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完善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动财政透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效应由"悲观"变为"乐观";同时,优化地方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正确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践行公共服务责任。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晋升激励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基于断点回归方法的研究

本文结合土地交易数据和地级市官员数据,使用地理边界断点回归的方法,论证作为招商引资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出于晋升激励调控工业用地价格。回归发现,工业用地价格与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出现在5年左右。官员上任后,晋升激励逐渐增强,不断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当任职时间超过临界值后,晋升激励减弱,不再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一步地,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住宅用地的价格和规模与官员任职时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结果说明了地方官员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针对工业用地进行价格调控。拓展分析通过比较相邻城市土地价格和官员任期时间差,发现城市间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竞争的证据,并发现了省际边界效应的证据。微观数据和断点回归的方法克服了以往文献的内生性问题,揭示了工业用地价格偏低的原因和背后的变化规律。     

地方官员激励和产权保护——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地方官员激励与企业产权保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当地市委书记的年龄小于55岁,企业所获得的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2)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对产权保护的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具有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地方官员更倾向于保护大企业,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则更倾向于保护小企业。这与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经济总量和增速有不同的边际贡献率有关,地方官员在财税剩余所得激励下更关心经济总量,而在一把手晋升激励下则更关注经济增速。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择善而从还是逾淮之橘:官员“西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党政干部任职制度下地方官员存在广泛的异地任职的情况,形成了府际间的政策学习与模仿,使得发展优势地区的成功经验借由官员异地任职得以扩散推广。本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高阶理论、政策扩散理论将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投资带动、重复建设两个维度着重探讨官员异地任职与政策扩散的运行逻辑,分析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再将手工整理核对地级市官员异地任职、挂职、再教育经历数据库与城市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边际效应分析对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GDP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官员“西进”任职不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城市蔓延扩张建设会进一步放大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及对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国外为吸引选民而进行"向下负责"的税率竞争,而呈现出"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行为。本文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存在,以及竞争带来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后果。这种标尺竞争来自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努力地发展地方经济,其最重要的影响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     

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地方重复建设——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政治晋升激励的角度考察了中国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本文的分析表明,横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由此得到落后地区是否进行重复建设的条件也就不相同。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价格扭曲放大了横向和纵向政治晋升激励的作用。为了降低落后地区进行重复建设的程度,中央政府需要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官员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激励,也需要努力推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