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逻辑与效应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市管县""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区划调整,既有研究基于多方治理视角,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文章以主体行为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了区划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发现,通过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利用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实证表明,区划调整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向城市属性转变,最终实现了"真"的城市化,验证了"政区合并先导型城市化"的有效性。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制度与债务危机:一个国际比较分析框架

政府债务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通过借鉴Buchanan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公共选择理论及North的“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论断,深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政府债务积累的制度基础,构建了“制度、政府行为与债务积累”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中国垂直集中的政治体制及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地方政府自身不但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激励,而且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锦标赛”,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巨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和财政联邦制,政府官员对选民负责,地方政府财政自律,结果是美国中央政府风险凸显.因此,在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中,应重视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政府官员行为,制定良好的财政规则和纪律,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以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学习效应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北大核心

国家一系列政策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布局建设区域性创新高地,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引入生态学Logistic曲线模型,建立包含集聚—扩散效应动态变化的城市间共同富裕模型,从而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与外部性问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城市间交流竞争、资源禀赋约束等条件下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内生性检验、反事实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学习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以城市间经济联系、学习能力为主要路径形成空间溢出效应。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对地方官员行为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官员行为的多个方面,即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和腐败,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官员行为(主要是努力和腐败)的影响,并得到了相关命题。与那些只研究一方面因素对地方官员行为影响的文献相比,利用我们的框架得到的结论更加全面。     

政府采购、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选择。政府采购政策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侧共同发力,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微观政府采购订单信息所构建的政府采购数据,分析政府采购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具体效果。研究表明：政府采购需求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数字化治理,带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引导作用,特别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治理水平、城市服务水平、城市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关注程度越高,政府采购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创新活力越强,政府采购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因此,需要协同政府采购政策与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以有效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的“靶向性”作用;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和治理水平,以有效发挥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作用;加大政府采购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以有效发挥基础研究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聚变性”作用。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晋升激励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基于断点回归方法的研究

本文结合土地交易数据和地级市官员数据,使用地理边界断点回归的方法,论证作为招商引资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出于晋升激励调控工业用地价格。回归发现,工业用地价格与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出现在5年左右。官员上任后,晋升激励逐渐增强,不断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当任职时间超过临界值后,晋升激励减弱,不再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一步地,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住宅用地的价格和规模与官员任职时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结果说明了地方官员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针对工业用地进行价格调控。拓展分析通过比较相邻城市土地价格和官员任期时间差,发现城市间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竞争的证据,并发现了省际边界效应的证据。微观数据和断点回归的方法克服了以往文献的内生性问题,揭示了工业用地价格偏低的原因和背后的变化规律。     

产业补贴政策的追随行为：随波逐流还是见贤思齐?

产业政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利用新颖的识别策略、测度指标以及手工整理的官员网络数据,考察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的追随行为及其效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行业扶持力度上存在向邻近龙头城市看齐的追随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熟识的主政官员之间的互动为该效应提供了一种重要渠道;政策追随效果的评估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向龙头城市看齐的效果为负,但如果自身与龙头城市的禀赋条件越接近,或所学习的目标产业越符合本地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则政策追随效果会得到显著改善。本文为地方政府高效地考察学习、招商引资以及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从专项债看我国地方经济增长

利用2015—2020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专项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在明确的限额范围内,专项债对地方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在拐点之前专项债抑制地方经济增长,在拐点之后正向激励经济增长,且市场化程度高有利于专项债激励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专项债对不同层级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在中心城市,专项债抑制经济增长;而在非中心城市,专项债与地方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可以解释专项债对不同层级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未来要进一步完善非中心城市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专项债市场化水平、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推动专项债额度向非中心城市倾斜。     

派驻督察、绩效考核转变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土地派驻督察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派驻督察政策与绩效考核指标转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质量”任务和“数量”任务冲突情形下的最优策略选择,并以国家土地督察为例,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派驻督察政策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其实施要充分考虑任务的相对冲突性;在双代理人模式下,土地派驻督察政策能够显著发挥其监督激励的作用,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绩效考核指标这类引导型激励方式发挥的效果开始初步显现。机制检验表明,督察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促进法制规范性、发展集约性、环境可持续性和民生共享性等方面实现的。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制度压力感知与官员独董辞职--基于“中组部18号文”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发现,官员特征(如官员的任期、异地交流、更替等)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公司财务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不易准确度量及缺少恰当的研究情境,对官员对制度压力的感知情况考察不足。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中组部18号文”的颁布及施行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使用手工搜集的自“中组部18号文”发布以来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本文从制度压力感知的角度,考察了官员行政级别、公司产权性质和地区政治强度对官员独董辞职时间早晚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所属地区政治强度越大的官员独董,对制度压力的感知越深刻、越敏锐,辞职时间也就越早。可见,企业经营者需要深入思考政治关联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认清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此外,文章还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官员独董辞职行为特征的调节效应,并且发现,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有助于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     

城市等级体系演化理论评述和展望

本文围绕城市等级体系演化论题,提出通过纳入地方政府主体及其相互竞争机制拓展该领域理论拓展方向.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心地理论、亨德森城市体系理论等经典城市体系演化理论,以及纳入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而重点评述了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等级体系演化理论,分别是基于线性无限延展空间和圆形跑道空间设定的经济模型.考虑到地方政府主体在城镇体系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影响力,本文最后提出了在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模型框架内整合地方政府主体,考察地方政府间基于土地和税收财政工具展开区域竞争的行为对城市体系演化的影响机制.这是在空间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上进行的开拓,同时对中国城镇化政策发展实践也具有重大意义.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