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流动性、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新框架选择——基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资金循环流动理论模型,引入流动性螺旋机制,分析宏观流动性与资产价格波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基于我国2009年四季度-2016年三季度房地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宏观流动性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房价产价格波动的实质是流动性结构失衡、流动性总量失控和市场情绪失度;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流动性螺旋机制影响了房地产市场。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中的货币数量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扩展,建立了货币政策理论新框架,探讨了宏观流动性、资产价格、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新的理论框架表明,资产价格对产出确实有影响,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关注实体经济稳定的同时应该关注资产价格的稳定。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首先测度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并从宏观总量层面检验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进一步通过构建包含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的非线性DSGE模型,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货币政策规则刻画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违约风险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带来违约风险的上升和产出的下降。(2)当违约风险较高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产出的负向冲击明显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更好地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流动性约束与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效应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下,基于一个动态随机模型探讨了代理人消费流动性约束下的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效应,得到下列结论：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代理人的消费。以利率为操作目标的最优货币政策应对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而其反应强度依赖于受流动性约束的代理人所占的比重。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导致了流动性约束的时变性,最优利率规则对股价、房价等资产价格波动的最优权重也具有时变性。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央行对房价和股价波动的利率调整具有时变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显现的这种时变性特征,与本文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     

中国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有效性研究——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131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FAVAR模型,对居民收入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即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显著,数量型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却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了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弱化了货币政策效果吗——基于价格粘性视角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货币政策能否继续发挥预期效果值得深思.本文将数字经济比重引入NK-DSGE模型,从价格粘性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相比于传统经济,商品价格粘性不显著,动摇了货币政策非中性的微观基础;数字经济弱化了货币政策效果,既降低了增长效应的社会福利,又加剧了通胀效应的社会成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符合数字经济深度发展的现实.数字经济环境下,相比于促进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关注币值稳定,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引流并加强托宾Q的传导效应.     

财产权利、价格体系与货币政策规则

本文从当前中国面临的劳动力过剩的基本现实出发，就货币政策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效应给出一个解释框架。文章提出了两个经典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中国经济运行特有现象：一是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价格刚性与货币和外汇价格的高度灵活性并存的局面在中国并未出现，相反，劳动力价格的高度灵活和低利率、汇率稳定并存的局面需要我们寻求一定的理论解释。二是在政策选择上，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的“规则”说是需要重新认识的，规则本身强调的是公众收入不被剥夺，而正是从这一原教旨出发，保持公众收入增长与物价、金融资产价格的均衡增长才是货币政策规则的本意，由此需要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体系。     

全球视角下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

货币政策并不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为目标,但近年来兴起的相关理论研究发现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选取125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实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并且,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效应比价格型货币政策更为显著;劳动收入正向调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而通货膨胀正向调节数量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即负向调节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此外,财政再分配水平提高有助于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1-2013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和货币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由于营运资本投资主要受不对称调整成本而不是常规投融资因素的影响,营运资本逆经济周期波动;相对于经济上行期,经济下行期经济增速的变化对于营运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叠加会加强或弱化营运资本的经济周期效应;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时期会对营运资本产生不对称的影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上行时会促使企业增加营运资本投资,在经济下行时会促使企业应收账款周转加快,改善企业流动性状况.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评价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美国货币冲击与中国资产价格波动

资产价格波动是金融风险的重要指标,伴随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中国资产价格受到了美国货币冲击的影响.本文通过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表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与以贴现率表示的货币政策扩张和收缩二元指标对中国资产价格波动有较好的解释力,其他指标则解释力不足.与美国货币冲击相关的全球流动性指标对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对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因子分析中,本文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流动性因素,汇率和信贷因素总的来说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但其重要性在现阶段逐渐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