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趋势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本文结合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在对标准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拓展的基础上,运用我国与美国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蛄果表明,在标准的和拓展的两种模型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均存在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我国与美国间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间相对物价水平的差异.其中,拓展模型更加适应我国实际国情,其效应比标准模型显著得多.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分析框架对揭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必然趋势有很强的解释作用.     

汇率的非线性波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将非线性平滑转移模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结合,使用实际汇率对相对生产率进行回归,并在回归残差的基础上建立STAR模型。结果显示残差存在非线性波动,并且具有两个转换函数的STAR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残差的非线性波动特征。证明交易成本、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等因素影响了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同时也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影响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均衡值。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理解中国的实际汇率:一价定律偏离还是相对价格变动?

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10年9月的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发现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可以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60%—80%,而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波动只能解释实际汇率波动的20%—40%。这意味着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需要更多地从可贸易产品出发,不应仅仅强调国内不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可贸易品因素对于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占主导的结论,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发展阶段有关。但是,上述结论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失灵。事实上,当在计量回归中控制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以后,巴萨效应在中国显著成立。只不过,相对于可贸易品偏离一价定律因素,巴萨效应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是次要的。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现有文献分别从引入需求方传导机制,引入不完全市场竞争框架,完善经济增长与实际汇率升值的传导机制,以及引入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四方面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但对两部门的划分、生产率的选择以及计量检验方法的运用,仍存有争论,包括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内的绝大多数检验结果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支持的证据,不过也有一些检验对其提出了质疑。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调整和变动趋势中,应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进行拓展,从而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否具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合理均衡水平了吗?

本文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选取中美两国1991—2012年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GDP和就业人数作为样本数据,构建了相对劳动生产率指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之比),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由此测算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与两国实际汇率走势呈反方向变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持续上升是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根本原因;在2011年以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已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浮动区间,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即人民币汇率已基本达到合理均衡水平。因此,中国应在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前提下,适时、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双向浮动。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传统文献在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研究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时,大多只讨论了该经济体本身的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忽略了两国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的差异,以致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BSH。本文通过拓展BSH认为: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还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差异和资本的产出弹性,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正好反映两国间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相对的变化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演变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对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劳动生产率追赶与实际汇率变动之间联系提出了理论推测。本文介绍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理论内容和经验研究文献,利用国别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考查其主要经验证据。本文还讨论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及其趋势演变研究——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的扩展

本文通过VAR模型证实了生产率、国内消费需求和国际收支状况等因素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显示,虽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我国存在,但是并不显著,我国长期以来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导致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持续低估。在经济基本面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仍将保持走低趋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国内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实际汇率将会趋于不断升值。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边限检验法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检验

以Faria和Leon—Ledesma简化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为基础,运用Pesaran、Shin和Smith的边限检验法实证分析了1980—2007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不成立。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对高估的汇率进行贬值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奏,非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阻断了BS效应中价格传递机制的发生。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在长期中将经历一个升值过程。     

生产率、消费需求与实际汇率的决定——基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产率增长、消费需求变动、国际收支状况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是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通过对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需求的变化对实际汇率的决定有着明显的作用,消费需求上升将使得实际汇率升值,下降将会使得实际汇率趋于贬值。虽然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存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在我国,长期消费需求不足是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虽然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在我国也存在．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仍然长期被低估。     

“富人社区效应”还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基于外生收入的实际汇率理论

作为对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标准解释,巴拉萨—萨缪尔森(BS)效应依赖于国内劳动力同质假设和跨部门工资套利行为。本文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富人社区效应",可以在一国劳动力异质的条件下解释为什么富国的非贸易品价格较高。其直观解释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富有居民"群体(比如高生产率的贸易品部门劳动者,或者全球贸易资源的所有者),而这个群体通过国际市场获得的硬通货总收入相对于该国总人口而言较高的话,其需求将抬高该国非贸易品价格。本文进而指出,关于BS效应的实证文献所广泛采用的两种基本统计检验,实际上无法区分BS效应与富人社区效应,这就对该领域相当一部分实证文献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此外,富人社区效应也有别于林德效应。     

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

在同时考虑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会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会减少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按照理论分析的结果,文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两部门实际工资及就业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显著增加贸易部门就业,但非贸易部门就业对实际汇率变动不敏感,而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和实际汇率之间则都没有协整关系存在.进一步检验发现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在贸易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结构也没有影响.总的结论认为,即使考虑到非贸易部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整个就业也是不利的,而贬值有利于整个就业.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人民币升值会引导更多资源流向非贸易品部门,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改善我国目前相对失衡的经济结构,缓解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现象。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出发,探讨汇率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然后基于我国1997—2010年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方法,对实际有效汇率和第二、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需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整产业结构、纠正内外失衡中的作用。     

转轨国家的实际汇率变动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和协整方法验证“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转轨国家的情形,测量了19个转轨国家和中国实际汇率升值与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相关性,也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这些国家实际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基本的结论是;转轨国家实际汇率的运动基本上都经历了贬值-升值-稳定的过程。     

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保持名义有效汇率固定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会造成(1)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顺差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与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跨期最优选择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以跨期最优分析框架为基础建立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FMOLS估计方法,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部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对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强劲;中国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实际贸易余额负相关,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非贸易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显著减少该地区的实际贸易差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提升对中国实际贸易收支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加重。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文章提出了调节中国贸易收支的相关政策建议。     

扩大内需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拓展模型的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也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再一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和我国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引入需求方因素——投资需求,并利用该拓展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经验分析,从供求两方面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因素,以求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汇率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