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发展策略

自国际分工理论创立以来,国际分工实践上经历由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到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伴随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各国按照其制造业竞争力分布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强的国家分布在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制造业竞争力弱的国家则分布在价值链的低利润环节。在研究中国制造业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经济与贸易的知识,从新兴国际分工体系的视角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G20经济体制造业产业竞争秩序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

制造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到贸易总额一半以上,一直以来是全球贸易的主体.本文以“G20成员国”二十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依据选取的四个指标对G20成员国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制造业产业竞争秩序变化通知,甄别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便全面理解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对提高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分析与评价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是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反映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文章主要研究现阶段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用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进出口价格比等指标,对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价,得出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近年来发展虽快,但总体竞争实力不强、难以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结论,从技术创新、国际化水平、政府政策三个方面提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集聚经济、行业特性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视角

本文通过计算Hoover系数、RCA指数和ITC指数来考察集聚经济布局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状况。研究认为,首先,随着要素驱动程度不同,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存在结构上的差异。其次,开放经济条件下民族制造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竞争形势,因此国内市场的适当保护和扶植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提升民族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加强集聚经济效应对中高级以上技术型行业的扩散程度。     

FDI、产业聚集是否有助于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中国制造业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4-2013年共十年数据,对我国27个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程度、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并利用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整体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中高技术行业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形成优势最有潜力的行业;（2）我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变化不大,但其总额提升速度迅猛;（3）我国制造业的平均产业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但其大小程度及变化趋势在不同行业之间有着明显差别;（4）静态面板回归结果表明,FDI渗入程度越高,产业集聚程度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此外,FDI与产业集聚间存在交互效应继而正向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提升;（5）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也显示FDI、产业聚集、国际竞争力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开放的重点领域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由此服务贸易将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 2 0多年来中国服务业迅速发展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但与国际相比 ,其国际竞争力到底处于何种水平呢 ?本文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状况、服务贸易总量与服务贸易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 ,在比较中确定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地位 ,揭示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落后的事实 ,最后我们从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中得出一些启示与基本结论。     

行业上游度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表,借鉴Antràs等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结果显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上游度指数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低、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指数变化趋势与全球金融危机关系密切;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本文围绕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与国际竞争力呈现反向关系,行业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提升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论中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的方向

中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的轨迹表明,以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为代表的结构变动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未来15年的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是促进航空航天、电子和计算机集成制造工业的发展,最终使制造业竞争力集中在主要新兴技术产业上。     

制造业竞争力对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性——基于长三角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5—2010年我国长三角地区21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全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由人均制造业出口额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降低;分行业看,人民币升值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较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大。     

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各国以税收为载体、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竞争,其实质是经济竞争。在此,基于国际税收竞争视角,重点对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析,分析表明中国税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诸多方面仍有待完善。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具有竞争性的中国税制,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同时还需加强"税收文化"的建设,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     

中国食品工业出口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分析

食品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之一,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先进的食品工业,这些国家在国际食品贸易市场起着支配作用,同时食品工业又是一个品种繁杂的部门,一国可以在一个或若干个食品部门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因此,测算一国食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是有价值的。本文采用联合国统计署国际贸易数据库截面数据,利用赫芬达尔-赫尔希曼指数,分析了我国食品工业出口结构特征以及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出口竞争力指数考察了食品工业出口竞争力。最后,提出要通过重视食品工业的品牌建设和食品安全与品质,来促进食品和饮料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提高食品工业的出口竞争力。     

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评价

本文基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发展的现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选择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这3个指标,利用出口数据评价方法,对我国整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对我国整体产业及主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原材料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较弱,而出口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很强;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还较低。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互补性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一大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也可理解为比较生产费用优势,它是由各国土地、劳力、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的差别引起的。比较优势强调的是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的竞争力比较,而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各国同一产业之间竞争力的比较。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只有通过竞争优势的发挥,才能得到最终体现。一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没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就难以实现其比较优势。     

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四维指数测算及比较研究

本文构建了包括人力资源经济支撑力、人力资源教育开发力、人力资源市场配置力和人力资源健康保障力等四个维度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2004-2007年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估,并采用层次聚类法对各国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了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粗线条地描述了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格局及走势。本文的研究对于把握和锚定中国在人力资源国际竞争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指引意义。     

FDI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基于FDI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生产要素、需求状况、相关产业状况和竞争状况产生影响的理论分析,获得八个解释变量;选取显示性比较优势为被解释变量;利用1998至2008各年统计数据,实证分析FDI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内资研发投入、内资的产业集中度、外资资本投入、国内对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需求量、我国半导体硅单晶生产额、外资企业销售量占产业销售总量这六个变量显著影响我国该行业国际竞争力,内资资本密集度和外资人力资本强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The Path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Since its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re on the wane, China should use digital economy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Based on microscopic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hina’s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ir influence, 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Our conclusions includ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digital economy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region,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at of adjacent regions;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exerts a mediating effect when digital economy impacts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with the share of import trade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before the threshold, but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hole country after the threshold. Therefore,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promoting trade upgrade.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capital quality, the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we should gradually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