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对生产率、收入、环境的门限效应——基于1992—2010年我国省际人均GDP的非线性面板模型

本文基于1992—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单一或双重门限模型,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生产率、收入和环境的基于人均GDP门限特征进行检验。模型结果显示了主要贸易变量对主要宏观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基于人均GDP的门限特征。研究建议,1东部地区应拓展贸易空间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西部地区应引进关键设备和先进技术以促进当地产出效率;2应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贸易发展同步;3应在不违反环境规制的条件下推动进出口贸易。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区域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产业结构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

利用2000—2010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和进口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出口与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行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的比值"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出口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与之相反;三大区域的进口均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三大区域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东部地区的FDI、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的FDI没有促进其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之道:选择性保护还是全面开放

在SNA框架（2008）下科学测算地区R&D资本存量,并利用网络DEA方法测度区域创新效率,以此为基础,利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2000—2015年我国各区域对内对外贸易开放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创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度、对内贸易开放度提高均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综合效率。不同的是,对外贸易开放度能够促进区域知识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内贸易开放度主要提高了区域科技成果商业化效率;从地区影响看,对外贸易开放主要对东部地区创新综合效率具有提升作用,对内贸易开放则主要提升了中、西部地区创新综合效率。基于此,为更好地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n 276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longitudinal fixed effects models, panel threshold 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boost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s well as low-level and high-level human capital. However, th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midlevel human capital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we find tha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in core and peripheral cities. Effects on the various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urthermor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wh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s low. Past a certain threshold, however, the effect revers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each region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ationally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nd boost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作用——基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视角

当前,内外部环境改变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创新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发重要。以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动能转换综合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①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均有利于经济效率提升,只有基础研究显著促进经济动能转换;②东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阶梯式地区异质性影响,即对东部地区经济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抑制作用,且仅对东部地区经济动能转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应用研究无显著地区异质性影响;③基础研究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只有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基础研究才会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④为实现2025年前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需保持在［24.7%,29.3%］区间。     

集聚经济、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207个地级市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地区基础设施改进会从外部性上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连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基础设施变化条件下,我国分地区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差异需作分类研究,以便深入讨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使用PSTR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以及有关计算产业集聚和相关多样化的指标,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随着基础设施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基本为正;集聚经济对GML指数的正向作用小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集聚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均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促进当地生产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作用随着基础设施增加而降低。     

中国食品工业出口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分析

食品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之一,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先进的食品工业,这些国家在国际食品贸易市场起着支配作用,同时食品工业又是一个品种繁杂的部门,一国可以在一个或若干个食品部门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因此,测算一国食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是有价值的。本文采用联合国统计署国际贸易数据库截面数据,利用赫芬达尔-赫尔希曼指数,分析了我国食品工业出口结构特征以及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出口竞争力指数考察了食品工业出口竞争力。最后,提出要通过重视食品工业的品牌建设和食品安全与品质,来促进食品和饮料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提高食品工业的出口竞争力。     

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

为探究股权金融市场对增长方式选择和平衡增长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与新兴部门的差异，构建动态理论模型并利用“Simulink”技术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理论分析发现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对平衡增长具有增长效应且存在门槛条件，效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发展将提高平衡增长率和创新贡献率。总体上，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但东、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发展股权市场可以加快东部地区创新型增长而对西部地区没有显著作用。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研究

在统计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制造业11个重点行业出口额的基础上,以面板数据结合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服务贸易进口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有利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②不同部门服务贸易进口的增长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③服务贸易进口对不同部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不一样。最后就我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利用服务贸易进口来提高其出口竞争力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和OECD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OECD主要国家和中国2009—2021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在测算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上述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和分行业竞争力的状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服务业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规模、研发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此,我国应立足传统货物贸易优势,带动数字服务贸易“弯道超车”;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利用科技赋能数字服务贸易行业的效率变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数字服务行业人才培养,强化数字服务行业的智力支撑。     

全球生产网络嵌入对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运用2005-2014年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力度较弱。R&D人员投入规模、市场自由度和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提升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但R&D经费投入规模和出口密集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加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市场自由度的交互项后发现,市场自由度影响下的全球生产网络可能阻碍我国西部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但这一作用尚不明显。     

Climate threshold,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e use an iterative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to establish theoretical models that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limate threshold, 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e build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statistical data from 1979 to 2012. Our study yields the following results: China’s climate threshold has shown a zigzag-shaped rising trend since 1979;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financial hoarding were high savings rate, savings leakage, higher marginal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hoarding compared to capital efficiency or higher internal creativity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re were positive cumulative effects between financial hoar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climate threshold; the climate threshold had discrepant influences on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achieve a balanced economy, more money should be invested in the real sector to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 rate of savings leakage; the financial sector should mov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servi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o increase its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and to enhance capital efficiency; the real sector should impro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peed up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in climate-sensitive industries to move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advanced development.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对德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及其启示

德国作为欧元区最具实力的第一大经济体,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机械制造业和汽车业是德国两大支柱产业。德国在产品研发、品牌创新和外贸出口等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出口的产品具有高品质、高科技、可持续性、附加值高等特点。政策体系支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健全的产业体系是德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生产分工视角的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验证

考虑生产分工对中美间经贸联系程度、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基于生产分工下价值链视角,构建出口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验证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结果显示:2016年及之前,中国仅在杂项制品大类上,对美国显示出较强出口竞争力,机械和运输设备、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双方竞争性较强,其余大类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不具优势。引入其他国家作对比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对比国家均无显著出口竞争力,而且对美国出口具有单价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这些国家出口多缺乏单价优势,而2017年以来对美国和对比国家的贸易变化,进一步勾画出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不足。在生产分工主导全球产业发展背景下,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参与地位,宜强化自主技术研发、提升外资质量和技术外溢、加快"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     

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影响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

加快推进国家高新区发展，是提高创新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2013-2017年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创新效率的相关关系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明显；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高新区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正向时滞效应；国家高新区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对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新时代全面提升国家高新区创新效率，应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路径，注重开放贸易、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关政策的阶段性与针对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