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对策研究

财政分权体现了各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与不足,需要通过确立合理的原则和目标,深化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的财政分权模式。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20年:回顾与思考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制度内容不断丰富,显现出良好的政策与经济效应,但在其运行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为规范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应在简化财政级次的基础上,清晰、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以实现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基本匹配。     

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思考：兼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

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论思考——兼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邓晓兰一、关于事权与支出范围的界定和划分分税制基础上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通行做法。财政活动即政府活动在经济上的集中反映,而不同级次政府的活动范围是有所区别的。因此...     

论转型期财政体制的改造与完善

分税制实质上就是通过划分支出、收入范围,从而有效地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我国的分税制由于制度设计之初的过渡型特征和10年实践中积累的矛盾,出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成熟型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分税制的一定范式,我们应从科学划分事权、合理划分收入、完善转移支付、推进省以下分税制、加快政府改造及其他配套措施等方面对我国分税制进行改造和完善。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公共财政视角下财政分权制度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原先的统收统支到当前的分税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推出,加快了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但在具体财政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的冲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提出,给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这要求我国对财政分权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当前尤其应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建立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并进行政府行政层级等配套改革。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福利性支出效率

分税制改革加强了中央财权，在支出高度分权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大规模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尤其是提高落后地区的福利性支出。这样的分权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既注重效率也兼顾公平。然而数据描述却显示各地区福利性公共物品的差距并没有随着财力均等化而逐渐消失。为了解释该现象，本文利用1998-2006年地市级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显示，随着专项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而税收返还和支出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这符合经典财政分权理论，即由缺少信息优势的中央政府安排支出会降低效率。此外，“粘蝇纸效应”也是造成地方福利性支出效率下降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结论为未来的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转移支付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的分税制在界定财权、事权的基础上,必须有相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否则很难发挥其财政调节作用。本文以1995~2010年财政收支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的总体规模、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纵向、横向的平衡效应,结合现阶段财政转移支付相关法规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国际经验借鉴——以澳大利亚为例

本文阐述了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对澳大利亚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分析.通过结合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澳大利亚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借鉴,为优化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结构,实现转移支付制度财权与事权合理划分,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促进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提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分税制距离全面规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今后,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需要继续坚守"分税制"的方向,构建与完善地方税系应以共享税为主,最终应建立分税、分租与分利相结合的政府收入划分体系。要取消税收返还,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增加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土地财政与我国财政体制关系的经验研究

分税制改革造成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财政陷入困境,为了财政平衡,地方政府把眼光投向了土地。本文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是我国土地财政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相互反馈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土地性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和土地性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支出的占比之间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体制、地方税收收入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结构不合理确实诱导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操作行为,并且土地财政对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阻碍作用。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应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和三级财政体制,以法律形式明确合理地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职责,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税种,构建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加快支出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