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互联网、产品差异化与企业出口定价

本文将互联网引入垄断竞争模型，纳入产品质量和生产率双重异质性，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影响。总体上，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具有正向影响。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当产品具有同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负相关；当产品具有异质性时，互联网与出口价格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成本节约效应”显著，而对“质量升级效应”的发挥存在门槛值；对低质量样本，互联网的质量升级效应表现显著，这可能与互联网指标的选取有关。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定价的积极影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高行业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企业。本文指出，应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升企业互联网应用水平，以实现我国制造业升级和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出口学习效应再验证——基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

本文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双重差分PSM方法对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再验证,考察了多产品出口、单产品出口、多市场出口和单市场出口模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口模式下出口学习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多市场和多产品出口对企业具有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在出口当年不明显,出口后第二和第三年生产率有显著改善,这说明企业需要一定时间来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单产品出口和单市场出口企业生产率则没有显著提升。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统一的溢出效应,发现相比水平溢出,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此外,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制造业物流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物流外包率进行计算,以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制造业物流外包生产率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物流外包生产率增长效应及外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物流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总效应为负,带来的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及中性的技术退步；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行业的生产率受物流外包的负向影响小于资本密集型和低技术行业；制造业技术进步促进了物流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同时技术进步减少了大规模行业的物流外包,其主要是通过改变内外部成本结构,扩大了大型企业的边界.     

中国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地理集聚与企业绩效

本文研究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与地理分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LP法计算企业生产率,构造市场集中度指标和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两个集聚指标,进行了多方位的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市场集中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代表专业化水平的地方化经济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度量行业间多样化集聚的城市化经济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市场集中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不明显,控制市场集中和地理集聚后,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企业出口和OFDI学习效应检验——基于PSM-DID的分析

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但鲜有文献同时分析企业这两种行为的学习效果,为此我们运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以既出口也对外投资的企业为样本,同时分析企业出口和OFDI的学习效应。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为样本企业(处理组)寻找合适的控制组企业,并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结果显示对外投资企业的处理组生产率明显高于控制组,即企业OFDI学习效应明显,而企业出口的学习效应不显著。并进一步运用倍差法(DID)分析出口及对外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倍差法结果仍然显示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学习效应,出口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有时甚至为负。     

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样本,探讨我国企业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方面,即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进口,剔除加工贸易企业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倾向性匹配和平均效应分析,本文发现选择进口的企业相比没有进口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并持续提高;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比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要低,但是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在不同采样和指标度量模型中均显示稳健。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我国企业出口选择效应的再检验

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出发,文章对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进行了考察。运用OP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发现出口企业的TFP比非出口企业高,初步说明中国出口企业具有自我选择效应。进一步使用Heckman方法分析生产率的促进出口作用,在控制企业规模、生产能力、行业、经营年限、地区、所有制等因素后,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供给都表现出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且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子样本中依然稳健。上述结论说明,我国政府应继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微观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以便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     

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中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制造业的三个技术类别、两个发展阶段以及三个影响渠道定量测算了制造业外迁对中国GDP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美出口以高技术产品为主,高技术制造业受美制约较大,需要重点关注;(2)制造业外迁通过直接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三个渠道产生影响,短期内直接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而长期内溢出效应是造成部门间差异的主要因素;(3)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的影响程度最大,长期内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将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且中高技术制造业外迁更加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减轻产业外迁的冲击,本文建议应对不同技术类别的制造业采取差异化政策,特别要注重强化中高技术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主导性与不可替代性。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行业竞争,嵌入集群的社会资本与技术战略选择

研究关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过程,讨论行业竞争机制、嵌入集群的社会资本以及企业技术战略选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强度对运营绩效、扩张绩效和动态相乘绩效均有显著影响;制造业产业聚集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对运营绩效有显著影响;集群内的强联系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动态相乘绩效;集群外的弱联系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忽视的社会网络资源,这种集群外部社会资本对3种创新绩效的影响都不显著;防御型技术战略只能显著调节集群内社会资本的强联系对动态相乘绩效的影响,而且这种调节效应还是负向的;进攻型的技术战略显著调节行业竞争强度、集群内的强联系对扩张绩效的影响,这种调节效应是正向显著的.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自我选择效应”再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充分认识到中国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关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市场的特征事实,修改了Melitz模型关于国内外市场进入成本对比的假设,对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实证部分,本文主要使用2000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为负,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分行业来讲,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同行业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不同,但普遍存在负趋势。作者通过实践与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有二:贸易性质1差别导致不同贸易模式2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中国行业的市场进入门槛相对高(排除贸易性质差别)。最后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市场高门槛的主要原因,试图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可行建议。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生产率决定中国企业出口倾向吗——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本文围绕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倾向的前沿论题,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视角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的出口区别于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体,出口倾向并非完全由生产率决定,而是依所有制类型不同表现出巨大差异。本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总体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倾向之间潜在的"倒U形"关系,从所有制异质性视角予以化解,并运用各所有制的分样本计量检验了"自我选择效应"假说在中国的有限适用性,从而为中国企业出口决策提供了稳健的经验支持。     

锁定效应与中国代工产业升级——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代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有效战略和重要途径,但可能因锁定效应而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本文首先从投入、需求与功能三个维度将代工产业的锁定效应分解为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和价值链锁定效应,进而利用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代工模式下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锁定效应。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表现出要素锁定效应和市场锁定效应,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兼具上述三种锁定效应;外资代工促成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因素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双刃剑"作用,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则具有显著的锁定效应;工资水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与工资水平、规模经济和创新强度显著相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锁定效应则受到创新强度和外部制度因素的显著影响。本文结论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产业升级应当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