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间结构多中心化、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我国五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城市群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多中心空间结构已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4—2019年我国五大城市群为样本,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群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实证研究多中心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城市群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有空间溢出效应。建议各城市群提高多中心空间结构水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空间外溢效应,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新疆县域经济集聚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研究基于2011年县域截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新疆县域经济增长集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忽视空间效应将造成模型设定的偏差,与经济发展现实不符;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县域集中分布在北疆地区,而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县域则分布在南疆地区,南北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显著;人力资本、资本投入、城市化与工业化等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需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地区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加大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力度,促进新疆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GIS的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研究

论文在系统收集1995年—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经济发展数据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测算13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在GIS技术支持下,从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度演变、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三个层面系统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1995年—2015年经济空间聚散形态演变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形态有从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转化过程;20年间,城市群经济空间未形成空间连绵的稳定态势,北京和天津一直是区域的"两极",呈现"孤岛"形态;石家庄有望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但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雄安新区建设后京津冀城市群空间特征研究

雄安新区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必然会对京津冀城市群产生影响。采用灰色预测法对京津冀城市2022年人口和GDP进行预测,通过城市首位度、人口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Zipf维数、地理联系率、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考察城市群人口规模空间分布特征和经济联系强度空间特征。实证研究发现:雄安新区设立有利于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规模均衡分布,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经济联系强度,推进京津冀城市群京津石核心区打造。进而从正确把握雄安新区建设的区域功能定位、创新地区间利益分享机制、推进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建设、转移承接与建设同步等方面对雄安新区建设和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提出建议。     

高铁“流空间”效应下的广西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空间效应研究

文章选取高铁开通前(2013年)和开通后(2018年)为时间断面,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为研究对象,基于GAM模型,对高铁开通前后的各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明显提高;南宁、钦州的旅游经济发展潜力显著提升;各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呈现以南宁为中心的分布特征,核心城市指向性明确,形成良好的城市群旅游发展效应。     

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

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是解决城市群发展中各种问题、推进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2006—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进而运用莫兰指数分析其空间关联，并进一步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杜宾模型展开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差距有所缩小，但整体上仍不均衡；京津冀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呈现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程度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城市人口、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区域创新产出:不同城市群的对比检验

前沿研究主要关注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却普遍忽视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以及对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效应和作用范围检验。文章利用2006—2017年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演化趋势,检验创新要素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作用范围。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创新要素主要集聚在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并逐渐形成以城市群为区域范围的集聚趋势,但创新人员集聚范围明显超过创新资本集聚范围。第二,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员集聚有助于本地和关联地区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作用较明显;第三,不同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差异显著,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人员集聚的最强作用范围为200千米、150千米和175千米,成渝城市群在125千米范围内作用明显;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本集聚空间效应在125千米和100千米范围内作用突出。第四,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创新质量,且创新人员集聚有利于提高关联地区创新质量,长三角城市群作用程度最大。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要素集聚对本地协同创新作用较大,创新人员集聚对协同创新的空间效应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较强。     

成渝城市群数字金融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出具有普惠特性的数字金融,为经济高质量转型注入新活力。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成渝城市群面板数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应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升各城市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成都、重庆两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滇中城市群城市化空间特征分析及新构想

文章以滇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SWOT方法分析滇中城市群城市化发展的空间特征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滇中城市群圈层划分的新设想，以此为推动滇中城市群的良性发展．增强其城市化的辐射与集聚效应提供参考。     

湖北省旅游交通可达性及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分析

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结合引力模型对湖北省旅游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经济联系量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湖北省旅游交通可达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以武汉为中心逐渐向周边递减的圈层式空间格局;（2）旅游经济联系空间差异显著,具有“东密西疏”的空间特征,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空间网络化明显,鄂西生态文化圈旅游联系较为稀疏;（3）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地域差异明显,武汉城市圈旅游经济联系总量远高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4）旅游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量相关性明显,其组合状况在空间上呈渐进式阶梯状的空间分布特征。     

考虑集聚效应的区域技术效率估计及其空间效应分析——基于SFA-空间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在考虑空间集聚效应情况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区域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创新能力和空间效应方面实证分析了各变量对区域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考虑空间集聚效应后,东部地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中、西部地区技术效率略有降低;中国区域技术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地域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区域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4—2017年面板数据,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年均PM25浓度呈下降趋势,PM25浓度呈现出“夏低冬高,春秋居中”的季节变化特征,PM25月浓度均值呈U型分布。(2)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城市PM25浓度高于北部城市,南部城市雾霾污染较为严重,雾霾污染范围呈缩小趋势。(3)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石家庄、邢台和衡水表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承德、张家口和秦皇岛表现出显著的低-低集聚。(4)人口密度、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和绿化水平与雾霾污染正相关,经济增长、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与雾霾污染负相关。     

京津冀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

以京津冀150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综合交通可达性和区域经济评价模型,借助耦合协调度测度方法,探讨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的交互作用,以期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结果显示:京津冀县域交通可达性形成以京津石为中心的高值区域,基本向山区、南部平原递减;县域经济水平地区差异较大,京津唐廊地区县域经济水平较高,燕山—太行山区、冀中南平原县域经济水平较低;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具有高度耦合特征,协调度差异较大,形成高度耦合–高度协调、中度协调、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等5种耦合协调类型,74%的县域单元属于高度耦合–轻度、中度失调类型,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京津唐廊和石家庄等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区域。     

基于ESDA的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分析

商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商业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文章以1988～2008年湖南省空间商业数据为基础,利用ESDA方法对湖南省县域商业空间集聚的总体趋势与局部差异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商业空间全局集聚不明显,局部商业空间极化趋势显著,并且比较清晰地呈现出＂3＋5＂城市群、大湘西和湘中南三大商业空间集聚区域,长株潭和＂3＋5＂城市群日益成为湖南省商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长江上游一级支流县域经济时空差异研究——基于乌江流域的ESDA-GIS分析

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效益和质量直接关系到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效益和质量.[1]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技术(ESDA),分析了长江上游南岸地区最大支流——乌江流域的53个县域单元2005-2015年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和空间自相关性.结果表明:(1)乌江流域县域经济呈“S”形分布格局,即存在以涪陵区、遵义市-贵阳市、钟山区为中心的三大增长极;(2) Moran's I指数从3.038增长到4.526,表明乌江流域县域经济的正向空间集聚现象越来越显著;(3)LISA图、Geis-Ord Gi*分析表明,乌江流域发达区县带动周边区县出现“片状”均衡化发展,落后地区亦出现“圈层”扩散现象,并有继续落后的趋势;(4)经济发展基础、地理区位条件、空间临近效应等是导致乌江流域县域经济时空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14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相关数据衡量经济区经济综合实力,研究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域经济差异及分布特征。通过Moran指标对经济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测定,结果表示,经济区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相关性,通过Moran散点图及LISA揭示出西咸地区、宝鸡、铜川为经济综合实力的高值地区,而经济区的西部、中部及东南部为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通过对2010年经济综合实力空间计量回归分析,发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及城镇化水平对经济综合实力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和计算空间相关性的作用强度。     

对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考——以江西省为例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区域经济.以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情况为例,县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应更加关注县域经济的发展.发展县域经济的基本思路:发挥运行机制效力,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基础;增强市场竞争活力,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提升县级政府能力,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保障.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城镇空间模式优化研究

本文从都市圈结构角度入手,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的城镇空间模式,将其划分为中心都市圈、紧密层都市圈和北部联系圈3个圈层,据此提出了该区域城镇空间模式的优化路径,以促进形成多层次高效城镇群体空间结构,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与城镇空间模式协同发展.     

城市创新水平的综合测算及经济发展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2007—2016年28个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并实证分析其经济发展效应.结果显示,2007—2016年,我国城市创新水平整体上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提升,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实相似,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状态;城市创新水平对经济发展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城市创新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会提高0.486个百分点;对于四大经济板块,城市创新水平的经济发展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区域城市创新水平的经济发展效应显著,而东北地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创新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浙中城市群区域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

浙中城市群有其特定的空间现状特征，其规模、出口等方面与全国其他城市群都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发展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全国的产业链中地位不高。浙中城市群区域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应注重区域交通发展的驱动，产业集聚效应的驱动，政府调控行为的驱动。加快浙中城市群建设的提升路径，城市群管理体制应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城市群内软环境建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并积极引进外资，构筑城市群人力资源开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