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本文在运用传统要素分解方法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ea方法分解地区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差异仍是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其中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东西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38．26％，东中部71．56％；不同地区间其余部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等。     

创新要素流动、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量,以200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构建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要素的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创新要素流动除了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还可以通过知识溢出影响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的创新要素流动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西部地区不显著。最后提出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合作、出台创新活动相关政策、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视角

理论分析表明,二元经济结构下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调整和社会福利改善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不同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而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利用中国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显著的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但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福利水平对老龄化条件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影响效应不同;随着对老年人口供养负担的加重,社会福利支出对老龄化条件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城市偏向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得农村因照料老人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扩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而要素禀赋结构的转变则使得老龄化主要表现为收入效应,劳动力相对资本的稀缺性导致转移劳动力工资上涨,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不平等;随着老龄化深化,通过社会福利改善和要素禀赋结构调整能够有效抵消老龄化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研究也证实了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作用,而失业率上升和城乡投资差距却会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     

创新类型、政府支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不同创新类型因技术含量不同,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需要结合地区实际技术条件,正确处理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发现:(1)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政府支持可以促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3)在技术基础较弱地区,政府支持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引导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在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以财税优惠为主的政府直接支持,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甚至产生消极影响,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采用发明专利和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采用非发明专利和非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基本上得到了稳健的估计结果。因此,破解中国技术创新困境,关键在于结合地区技术条件实际情况,分别通过政府支持与市场化改革引导不同类型的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形成创新驱动。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对安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调整.文章首先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接着通过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转变以及重点企业和企业集团研发费用的投入分析安徽技术创新的基本现状.为了进一步了解安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中部六省的技术创新情况加以对比,具体说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结合实际,提出了利用区域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些建议.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

以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水平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先增加再降低;并且数字经济能够对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高水平的数字经济会使得倒U型曲线趋于平缓、拐点右移、整体水平更高。这表明发展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     

美、日、韩技术创新模式比较

当今世界，没有人会质疑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福利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技术的竞争决定了各国竞争优势的强弱，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社会结构、文化因素以及其它特点，各国在技术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各自特点的模式，分析其不同创新模式的决定因素，对我国同行不乏借鉴作用。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探讨了要素流动性在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利用2006—2018年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考察了以人力资本流动性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存在人力资本流动性的双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因此,城市在利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关注人力资本流动的门槛效应,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于创新中心城市而言,要注重进一步培育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创造有利于创新转化的客观环境.而对于非创新中心城市来说,可以通过提升要素流动性,增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同时改善城市创新环境.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动力要素出现了新特点和新变化.必须适应变化,通过有效地促进区域合作与分工,不断改善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来持续增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根据要素禀赋条件变化挖掘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制度变革,并进一步挖掘"三驾马车"的潜力.     

外资集聚、技术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市1995-2011年的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在我国地区之间并不存在互补性,而是表现为竞争关系,外资和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地区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仍然受地理距离的影响,临近区域的空间溢出和关联效应比较明显,可以部分解释我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承接产业示范区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吗？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基于全国295个城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Estimation）验证了国家级承接产业示范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级承接产业示范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严格稳健性检验下的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级承接产业示范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禀赋较优地区的推动作用要小于经济基础薄弱、无明显禀赋优势地区。这一结论为规模推广国家级承接产业示范区战略,更好平衡区域发展、把握将来产业转移大潮提供了借鉴意义。     

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和战略选择

技术创新的组织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科技产业成长的关联度日甚，互动作用增强，而且正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技术创新模式的创立和完善，是促进科技产业成长的根本动力。在影响科技产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中，技术创新能力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实现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７０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将技术创新状况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科技产业的发展过程是技术创新的作用过程，实质上是科技…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技术革新、数字能力革新以及数字效益革新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作用较强,而东部地区作用较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能力革新与数字效益革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数字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倒逼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增加居民储蓄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等建议。     

国际间市场可达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欧班列的证据

中欧班列的开通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市场可达性，大幅降低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文章基于中欧班列开通所构成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0—2018年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改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推动了区位禀赋劣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改善，但是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仅推动了交通禀赋优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提高，即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区位禀赋劣势地区的边际效用更大；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大城市的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技术密集度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中欧班列的开通推动了低技术密集度与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但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而言，该政策对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数量提高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等渠道推动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基于以上...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

根据熊彼特增长模型构建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影响模型,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采用2004-2013年25个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①银行业正向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而保险业和股票市场并没有显著影响,②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银行业显著正向促进了技术创新,而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     

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路径依赖和形成竞争优势的路径选择

<正>一、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已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路径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概括起来,大家一致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4大因素是:要素禀赋(主要有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初始状态、配置效率及动态变迁,经济制度变革所导致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化水平、外来资本的投向,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不过,不同学者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源泉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