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FDI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式分权机制下,政治和经济双重激励使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税率吸引FDI流入,本文考察了这种税收竞争的策略性及其对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模型表明地区间策略性税收竞争将通过降低外资质量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9-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间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税收优惠对FDI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并且税收优惠幅度越大,阻碍作用越强。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以使地方政府放弃对FDI的盲目追捧,转而注重FDI质量,提高FDI对国民福利的促进作用。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为资本而赛跑?——城市马拉松赛事吸引FDI的实证研究

"稳外资"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而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FDI具有重要意义,但政府是否积极有为难以在短期内被外来投资者全面观察和准确识别到.为此,文章将举办马拉松赛事视为地方政府向外界传递"有为政府"形象的信号机制和竞争FDI的手段,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城市马拉松赛事对于吸引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举办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FDI的流入,平均而言,城市每举办一场全程马拉松赛事能够使FDI相应增加约16％;(2)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引资效应"在市场规模较大、政府财力较雄厚的举办城市更为明显.文章不但拓展了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策略以及FDI流入决定因素的理解,而且也启发城市政府应在市场发展和财力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成"有为政府",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以吸引外资流入,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但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这种空间依赖性,直接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无法令人信服。文章利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区域FDI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在模型中纳入空间效应后,发现:①模型的估计结果比OLS估计更为稳健;②吸引FDI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但作用已弱化,然而新经济地理所揭示的贸易成本、集聚效应等传导机制的作用日益凸现;③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FDI的区域分布,一省FDI的增加对相邻地区FDI流入有正向影响。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技术创新外溢的实证研究

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本文通过对我国各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FDI对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受到地区差异、所有制结构、市场规模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在实践中,我们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各地区国有企业改革,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竞争,提升FDI对中国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FDI在云南的区位分布研究

云南吸引FDI流入最早可以追溯到滇越铁路的修筑,近代云南FDI流入始于80年代中期,“昆交会”的成功举办为云南FDI流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看云南吸引FDI流入起步晚,速度快.昆明是云南省FDI流入的主要聚集地,超过60％的外资流入和实际利用主要集中于昆明,怒江、文山、楚雄、丽江、昭通等地是云南内部FDI流入最少的地区,其总和不足全省的2％.地区差异明显、地区规模差距大是FDI在云南区位分布的主要特征.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汇率波动与FDI区位分布——基于辖区间财政竞争视角的研究

为了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辖区政府会通过策略性财政政策影响砌的区位分布.文章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改变辖区政府的财政竞争策略,从而影响FI)I区位分布的实际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弱化FDI流入量与辖区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程度两者的正向关系,此时依靠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基本建设的竞争策略将收效甚微.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地方保护主义和FDI相关性分析——基于1994-2006年的数据

自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就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各地政府对FDI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地区间的FDI竞争不断加剧。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否会影响FDI的流入?文章以我国各省为研究对象,研究了FDI的影响因素,考察了地方保护主义和FDI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兴经济体FDI流入的决定因素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吸引FDI流入是新兴经济体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FDI活动深受东道国区位因素的广泛影响。利用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新兴经济体吸引FDI流入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东道国聚集效应、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资源禀赋、经济开放度显著正相关,但与东道国人力资本和政治风险负相关。因此,中国应该强化FDI的区域聚集效应、行业聚集效应和特定投资来源地聚集效应,保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体系和引资战略,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产业集聚与中国FDI分布的地区差异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文章运用新经济地理学观点,具体从关联效应、成本联系、技术外溢与集体效率等四个方面,着重论述了产业集聚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机理。进而利用回归模型对中国各地区的引资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结论是产业集聚对中国各地区的外资流入都有最重要的作用,但产业集聚对各地区的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最后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并对不同地区的引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以FDI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为视角

本文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加.     

FDI区位决策中的产业集聚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产业集聚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最重要地区,FDI在这一地区内部的区位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采用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逐步回归方法并结合怀特(White)异方差检验,经验性地证实了:21世纪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工业企业销售产值、FDI自我积累的因果效应机制等表征产业集聚状况的因素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