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不平衡贸易

跨国公司FDI在全球的生产布局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这可由日益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体现出来.本文在对中国、东盟国家、美国近年来对世界贸易和双边贸易结构析的基础上,确定中国、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在全球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发现在生产网络中从事加工装配的中国和从事零部件生产的东盟国家,虽在价值链中的所处位置没有明显提升,但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同时,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与处在价值链高端主要从事设计与研发环节的美国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对中国、东盟、美国三方广义商品贸易组成的分析发现,不同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生产网络中的产品内分工关系是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如果这种分工格局不改变,中国贸易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还会持续升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摩擦.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深入分析这种贸易局面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1999～2004年产业内贸易发展实证分析——产品内分工的一个视角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内贸易乃至产品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采取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根据中国按HS编码的98章产品,计算了1999~2004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产品内分工这一视角分析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方面着手。     

FDI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FDI的流入在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对1998-200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见,FDI对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贸易额、贸易结构、贸易模式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影响.为利用FDI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应采取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增强我国金融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金融服务贸易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等对策.     

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中韩统计数据的Granger因果验证

Fukao等(2003)的模型对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成本与贸易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当两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时,FDI会引起两国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利用1991至2009年中韩贸易数据进行指数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ITC 7类机械、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特征尤为明显,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中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在对2000—2009年的中韩农产品贸易的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GL)、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进行计算和分析后,实证分析了影响中韩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韩两国农产品边际产业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特别是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两国农产品贸易几乎形成了完全的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态势,韩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稳步增强。其中,少数农产品保持了良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包括:两国的经济规模、FDI的流入量、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以及两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经济规模的扩大、FDI流入量的增加以及中国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发展都能够深化中韩双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其中,两国GDP的增长和中国农产品加工技术的进步对双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促进效应较大,而两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对双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深入发展有负面的经济效应。     

基于产品内分工基础上的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实证分析:1999～2004年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内贸易乃至产品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取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根据我国按HS编码的98章产品,计算了1999～2004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分析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中间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贸易逆差影响机制研究

运用贸易收支模型研究了中间产品贸易下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影响程度。首先对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贸易逆差总体进行了分析;其次根据BEC分类将贸易产品分为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并对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类产品的贸易逆差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最后运用1998—2010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数据,在Rose(1989)贸易收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间产品进口额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进口量)是造成中国对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其中,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现实背景下中国要想吸引优质FDI流入,就必须靠好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增强制度的＂拉力＂（引进来）及＂推力＂（走出去）,为中国的引资及对外投资提供＂高能化、清洁化＂的动力。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分析

理论上讲，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众多联系渠道，对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然而，利用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进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均暂无长期的稳定关系，说明现阶段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机制与驱动机制尚未形成。     

FDI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实证分析

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证研究

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我国出口贸易“贫困化”增长的观点,我们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等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增大;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增强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     

WTO规则框架下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研究:基于服务业外资进入经济效应的考察

大力扩展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是我国当前引进外资、实现服务业现代化和产业升级转型、培育经济增长点的紧迫之举。本文以中国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中国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六个路径中,就业效应、技术效应、资本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针对贸易效应和制度效应作用并不显著的情况,本文从WTO规则框架下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扩展方面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我国的外贸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与货币化率：1988—2004

本文首先建立了外贸顺差和FDI影响货币供应。进而影响货币化率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外贸顺差、FDI、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存款比率是影响货币化率的主要因素。同时,运用1988—200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FDI和货币化率等有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的结论高度一致。基本结论是：1988—2004年间,外贸顺差、FDI的大幅增加是我国货币化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M1与货币化率呈负相关关系．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现状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全球经济的焦点已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FDI与服务贸易的联系也日益密切。选取1993—2005年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相关数据，用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所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FDI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引进明显不足，且服务业各行业利用FDI对服务贸易的贡献程度有较大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视角

一般研究FDI对贸易的影响都将我国仅仅视为东道国，忽视了我国作为对外投资母国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变化很大，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以帕特瑞(P．Patrlc)提出的理论(不同动因FDI对国际贸易规模有不同影响)作为基础，纠正了片面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产业升级所致的看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内外向直接投资对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影响，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更贴近现实，也更具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