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新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新状况,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讨论农村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2013—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市场化收入贡献率下降是农村内部差距上升的主要原因,低收入群体市场化收入增速下降、高收入群体要素回报率上升,导致这一时期农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本文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要充分发挥农村高收入群体的作用,带动低收入农民致富增收,并有效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人口界定、测算及特征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下限标准作为低收入标准，根据收入动态变化，将低收入人口划分为持久性低收入人口和潜在中等收入人口。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指到2035年仍无法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人口，根据中增收方案的收入预测，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规模分别为2.53亿人和1.38亿人，分别相当于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的49.57%和15.26%。到2035年，约有0.8亿持久性低收入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导致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比例提高到20.41%。利用住户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持久性低收入人口不利结构性特征，以及增收和改善福祉面临的困难。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低”政策思路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发展。     

农村益贫增长与共同富裕：成就、挑战和启示

本文旨在评估我国农村近十年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益贫并呈现共享发展特征，这对识别中长期内我国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将面临的成就与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利用CHIP2013—2018年农村样本和国家统计局五分组数据，测度农村的益贫增长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研究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严格益贫特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社会平均增速。然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导致2020年后益贫特性暂时消失。基于共享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其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提升，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上述结论在展现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不利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挑战。本文认为，下一阶段我国仍要继续积极探索有效“提低”路径，以益贫增长和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桐乡 低收入农户“奔富十法”

<正>桐乡市以缩小发展差距、提高发展质量为导向,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上先行先试,创新推出低收入农户"奔富十法",建立完善持续增收、成果巩固和防止返贫的"闭环"机制,打造沿海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共同富裕的"桐乡样板"。2020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358元,其中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529元,较2017年增长达53.4%,低收入农户人数较2017年减少38.3%,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降至0.9%。     

加快农村经济转型，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稳定增长,但城乡居民以及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标将任重道远。本文在分析过去40多年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基础上,展望未来30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愿景与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未来在保障口粮安全的基础上,推进以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为此,需要加快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转型速度以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持续增长;养殖业通过规模化与现代化率先消除工农收入差距,种植业逐渐向“二八格局”转变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进而实现大农小农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加大,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全面向好的态势。表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农村贫困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缩小。这种变化与国家在农业经济、财政补贴、农民工务工收入、精准扶贫、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密切相关。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农户增收和追赶效应：外生推动与内生发展

通过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进而拓宽农户致富渠道、推动农户持续增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增收效应和追赶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外生推动”到“内生发展”的转化机制，以及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提低扩中”的追赶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增收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助力农户增收，并促进农户本地就业；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还能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企业创造，助力农户增收。第三，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者管理能力的调节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通过提高农户的经营能力与公共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农户收入增长“内生发展”。第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低收入农户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能有效降低乡村基尼系数与个体收入剥夺系数，助力低收入农户群体追赶中高收入农户群体，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推动乡村共同富裕。     

土地确权、要素配置与农户收入不平等——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可能会对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土地确权-要素配置-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CHARLS2018年数据,运用RIF不平等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且对中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远大于高收入农户,从而降低基尼系数,改善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实现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农户间收入达到均衡,缩小收入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贷发放的规模偏向,土地确权的信贷效应也会扩大农户间收入差距。因此,为实现共同富裕,应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益、加快完善城乡要素市场、深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     

农户异质性、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村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较为丰富,但既有文献大都关注其平均效应,忽视了农户个体异质性结果。基于2010年和2014两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下的"反事实"检验思想,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农户异质性。进一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相关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都比较显著;但是,农地流转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高于低收入群体,农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农地流转政策面临着"效率"与"平等"两者的权衡。政策启示是重点关注并帮扶低收入农户,在乡村振兴中做好精准扶贫,发挥好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关键作用。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弱势群体的增收路径

消减贫困、提高弱势群体收入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文章首先阐述了农村弱势群体及精准扶贫的属性,然后对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弱势群体增收的困境与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给出农村弱势群体的增收路径。旨在借此为消除贫困、保障与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供借鉴的信息。     

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脱贫攻坚结束后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群体。低收入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何准确理解并科学界定低收入人口，识别低收入群体特征，调整各界对低收入问题的认知差异，成为亟待解决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对低收入人口如何界定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视角，对低收入人口和低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两者蕴含的多重理论逻辑与政策意涵进行阐释，认为低收入人口识别作为一项长远议题，不仅要服务于近期的防止返贫和相对贫困治理，也要定位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长远目标。在梳理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强化对低收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深化对低收入群体生理性特征、社会性特征与自然性地理分布特征的认知，构建高效联动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及加强制度和政策创新等举措，助推低收入人口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为进一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文章基于199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实证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无锡乡村共同富裕实践与启示

<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江苏省无锡市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切入点，以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为重点，深入挖掘发展潜力，奋力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新目标。2022年上半年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21392元，同比增长5.5%，     

国企收入改革是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吗

当前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过高问题是社会公众议论的热点，并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争论点。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认为，国企平均工资过高并非改革应关注的重点，根本原因在于就整体企业来说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职工工资过低，收入分配改革应考虑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研究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中央着眼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目前,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否促进了共同富裕,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共同富裕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本文基于全国总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超过1%的直接贡献,且贡献度呈增长态势。基于全国分省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增加农民收入有较显著的综合贡献,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贡献不够显著。研究发现的政策含义是应坚持将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在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集体成员共同富裕的组织功效。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演变:1997—2018年

了解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动状况，明晰收入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营养干预政策。本文基于1997—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与2015—2018年全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采用随机优势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化情况，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改善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收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1997—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在不同分位数处均显著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水平仍然偏低；(2)低收入群体总体改善程度较高，高收入群体改善程度较低，不同阶层膳食质量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其中，高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主要发生于1997—2006年，低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则主要发生于2011—2018年；(3)农村家庭膳食质量评分的收入弹性仅在0.2左右，并随膳食质量评分的提升而下降；家庭人口特征变量、食物价格、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改善程度。     

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必须减轻低收入农民负担

本文从负担这一侧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的税费负担、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对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 ,提出低收入农民负担会促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并提出减轻低收入农民负担、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农村电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要素流动和支出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17年的全国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下,农村电商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农村电商政策减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了农民增收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政策在非贫困县、东部地区、ICT水平较高以及二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更具有显著作用。本文从资本和人口要素流动,以及政府主导下的财政资金支出视角对农村电商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机制解释,并发现各财政资金规划用途间的互补与互斥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持续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合理安排资金用途,发挥电商农户的创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农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南京多策扶助低收入纯农户增收

农民增收中最难的是低收入纯农户增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南京市已具备“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基础和条件,为了让社会弱势群体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最近,南京市出台了《关于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意见》。通过多管齐下、多策并举,力争今年将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纯农户收入提高到3000元左右,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2006-2010年力争使占农村人口5%左右的最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00元。促进低收入纯农户增收的思路和原则是“分类施策、全面覆盖,创新机制、讲求实效,以工代赈、以奖代补,政…     

在改革中前进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介绍一点中国农村发展与改革的情况。 (一)中国有10亿多人口,其中的80％左右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市人口人均收入的50％左右,他们依然是人数最多的低收入群体。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列为不可分割的双重目标,二位一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