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女性气质——促进家庭、社会性别和谐

民主、和谐、友爱的生活氛围;平等、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是实现家庭幸福美满,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参与度逐渐上升;女性的自主、独立意识逐渐增强,女性在文明家庭建设和实现社会和谐、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新时代女性发展的需求,构建新型女性气质,是消除传统的性别观念差异,实现男女平等,家庭、社会民主自由发展的重要举措.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之间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即女性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人格和尊严，与男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家庭等各方面享有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实现男女平等，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政府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5年，我国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性别差异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前沿

性别具有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含义,性别不平等长存于国家、家庭和经济活动之中。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利于性别平等,但增长和发展过程不会自动地促进所有方面的性别平等。贫困与收入低下不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关键,消除性别不平等不应依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需因国别、制度差异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对女性、男性差异的经济学思考,是探索隐藏于社会制度之中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注,有助于经济发展政策启动"性别智慧"来摆脱人类贫困。     

上市公司高管性别与公司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类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女性在法律、经济、政治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以沪、深两市1992-2013年所有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高管性别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会降低公司绩效,在对女性教育水平进行控制后发现女性本身并不是降低企业绩效的原因,甚至女性除受教育程度以外的因素会提高企业绩效,女性之所以会降低企业绩效是由于女性高管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高管造成的。然而女性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性别对于公司绩效没有影响。     

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反映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成因。采用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与净资产的不平等是导致其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此外,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对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中国养老保险中的性别差异分析

以女性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老年人的养老保险的参保状况及其保障水平,结果显示,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老人的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低。其原因有：女性的就业率相对低、养老保险制度存在性别不平等、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职业性质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家务负担重等。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有继续加大的可能性。     

经济学研究中的产出之谜:学术贡献与性别不平等——以《财经研究》(2000-2012)为例

学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认识和破解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不仅符合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有助于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文章利用《财经研究》的刊文量和引用量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特征及其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学者的刊文量仅是男性学者的1/4,平均引用量(18.58)也低于男性学者(20.68);引用量的分位数分析表明,男性学者的论文引用量受年龄、基金和单位类型影响,女性学者的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性别交叉项分析表明,基金和职称两个因素有效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虽然女性学者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力量快速提升,学术贡献数量也呈上升态势,但其整体学术成果非常有限,学术贡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注重自身的女性自觉和学术自觉外,女性学者还需要更多的外部学术资源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支持,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其学术潜能,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试论城镇女性的教育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发生了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的一面,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面。一方面教育能够增加女性的工资收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又使女性乐于享受家庭生活,倾向于不参与市场劳动。     

女性延迟退休:养老与平等的双重目标

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来临给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巩固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就长期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的有效措施,也是客观趋势。现行的女性提前退休政策给养老保险和性别平等带来了机制性障碍。作为渐次延迟整体退休年龄的第一步,率先延迟女性退休年龄,使之与男性同龄退休,兼具养老与性别平等的双重意义;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为延迟退休提供了可能性;渐进、差别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则是女性延迟退休的现实选择。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健康公平——对中国城市人口群体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在健康的社会分层模式下探讨城市人口健康的性别公平问题。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的总体性别差异、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性别差异和同一性别内部不同社会阶层的健康差异;二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性别不平等和健康行为上的性别差异对健康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人口健康存在显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男性健康水平要好于女性。健康性别不平等不仅存在于所有社会阶层之中,而且呈"倒U型"分布。人口健康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性别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造成的,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健康的性别不公平实质上是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体现。     

农村改革政策与妇女贫困——一种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

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在创造农业总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加重了农村妇女的相对贫困程度.家庭联产承包制促进了农民家庭收入大幅提升,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向女性化的彻底转型,但土地资产男性分配的传统模式未曾动摇,使女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一孩半”人口政策暗含着“重男轻女”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思想,成为维持农村“男尊女卑”的工具,女性的权利、能力在出生时就被忽略并持续到老年阶段.市场化经济改革使农村妇女的社会权益、经济利益被家庭/社会的整体利益所替代,农村妇女陷入比改革前更艰辛状态.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农村反贫困政策,需要从社会性别视角寻求男女两性之间权利、责任、义务、机会和资源的平等而不是“男女一样”.     

女企业家创业意向缓冲因素研究

女企业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不再如在传统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靠体力决定经济地位,而是和男性第一次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始她们的创业,使得她们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拥有同样自身条件的男性和女性,在同样面临创业机会时,女性真正投入创业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本研究用实证的方式,采用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缓冲作用检验等统计方法,对351位女性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承诺和性别认同是影响女性创业意向的缓冲因素,本研究为如何激发女性创业提供了实证基础。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一个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的双重视角

本文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将贫困视为一种持续加深的非正常状态,这种状态在经济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正常人群,以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为理论基础,试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女性普遍的、持续的相对贫困状态.性别差异下的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形成了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之间长期的收入差距,使得女性更易陷入相对贫困状态,造成不断加剧、难以摆脱的贫困循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是解读性别收入不平等及女性贫困的有力视角.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照料及生育责任影响女性人力资本竞争力,女性人力资本积累进程与企业需求偏差较大,生育保险责任内化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女性人力资本回报率低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而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女性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职业机会差异和职业内收入差距两个路径解释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生机理.     

当今中国女性成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女性人才苗壮成长,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促进女性人才整体素质提升,女性的参政状况有很大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世俗偏见和社会评价标准的不平等,社会性别结构的障碍,多元化市场机制发展的障碍,就业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用人机制和社会参与上的制约障碍.新时代我国女性成才的主要途径是:优化外部环境,强化女性素质,培养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当今中国女性成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女性人才茁壮成长，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促进女性人才整体素质提升，女性的参政状况有很大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世俗偏见和社会评价标准的不平等，社会性别结构的障碍，多元化市场机制发展的障碍，就业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用人机制和社会参与上的制约障碍。新时代我国女性成才的主要途径是：优化外部环境，强化女性素质，培养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企业连锁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基于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的分析

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中分布不平等，但较少有研究分析精英群体中的社会资本不平等情况。基于陕西省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性别（先赋性因素）和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后致性因素）的董事在多项网络中心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网络中男性董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男女比例随时间变化呈稳定状态，但男性董事和女性董事在网络中心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董事越趋于网络中心地位。研究证实在董事群体中存在基于后致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但不存在基于先赋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不平等。     

健康性别不平等与政府卫生预算的社会性别分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不同性别之间的健康需求、预算配置和服务受益情况。(1)我国女性人口卫生服务需求高于男性,且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卫生服务利用受到一定程度抑制;(2)性别问题并非当前预算体制下卫生预算分配的主要关注点,但目前已有促进两性平等利用卫生服务的实际行动和措施;(3)在当前公共卫生投入政策下,两性公共卫生服务受益差异不明显。(4)现有统计信息系统大多不归集分性别资料,尤其是预算数据,因此尚无法对政府卫生预算开展深入的性别分析。要推进性别预算观念和分性别统计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性别预算框架和操作规范,将社会性别纳入健康政策主流,使健康政策和政府卫生预算增加社会性别公平。     

就业性别歧视的思考及对策

随着劳动力市场人才供过于求矛盾的日益凸现,受传统文化、＂性别亏损＂观念、女性自身素质、政策和制度等原因的影响,就业性别歧视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应打造女性公平就业的经济平台,健全就业和劳动市场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加大执法力度,传播性别平等观念,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以消除和减少就业性别歧视,给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     

克劳迪娅·戈尔丁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研究的贡献——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因在深化理解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克劳迪娅·戈尔丁荣获202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创造性地梳理和整合美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数据,戈尔丁首次阐述了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变迁,以及两百多年性别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她还创建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将技术进步、经济转型以及法律和性别文化引入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中,将女性的教育、生育、抚育、身份认同纳入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中,解释美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变化,揭示性别不平等存在的深层原因。戈尔丁不仅系统性地将性别纳入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学核心议题中,她对女性劳动史的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性别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