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就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就业者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采用1988年和2007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城镇数据,分析了城镇个人就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幅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提高,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贡献因素。除此之外,性别间、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对城镇就业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来自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贸易开放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非常复杂的,而收入不平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现有关于贸易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大多着眼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或技能工资差距,而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关注则不多.文章利用1992-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系统地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部门、不同技能水平的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开放对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分技能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无显著影响,主要是拉大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3)贸易开放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结构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因此,从保护女性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女性的技能水平等政策措施来促进两性平等.     

文凭、工龄与人际关系 --转型阶段职工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试图定量分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资源配置环境下职工收入的影响,导入路径依赖变量进行解释.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的收入回报越大;人力资本中的工龄,对职工收入几乎没有影响,以再分配为体制背景的年资效应业已消失.在急剧进行市场化的原再分配体制中,工龄对于收入具有负效应.处于不同分配体制下的群体,社会资本的回报显示出明显差异.     

性别收入差异及性别歧视的变化

性别歧视带来的性别收入差异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基于吉林省1990-2010年间三期妇女地位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吉林省的性别工资差异问题,并运用Oaxaca-Blinder对性别收入差距进行了分解。文章对20年间吉林省的性别收入差异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性别分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存在的一种现象,性别收入差距总体趋势在扩大;个体特征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现阶段性别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引起的,是正常合理的范围;歧视仍然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女性在获得教育的机会上还是比男性要低,而且女性很难进入到高收入行业和职业,使得在教育方面女性仍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对女性的歧视逐步减弱。     

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2008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等因素对收入回报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回报越高;拥有党员身份并担任相应领导职务,则获得了较高的政治资本回报;垄断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竞争性行业.此外,由于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收入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且城市收入高于农村.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脱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当穷人有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后,经济不平等便不再重要,经济最终将收敛于高收入水平阶段。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所有制、资本投资、技术等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约为45%,所有制的贡献在20%以上。因此在治理措施上,实施教育均等化,提高教育回报率,开放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推行劳资谈判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     

经济开放与中国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利用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开放对我国地区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不考虑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进出口中对收入差距影响不同,S-S理论在中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

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已成为我国严峻的社会问题,而提升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观念对育龄群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再生育意愿更高;性别平等观念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有负向影响,性别观念越平等,再生育意愿越低;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性别异质性检验,发现男性群体的再生育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经济因素的影响,女性群体受到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共同影响;对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行城乡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育龄群体的收入、职业地位对再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并未在农村得到相同体现。为此,应从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消除性别平等观念与性别分工实践之间两个方面提高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社会总体生育水平。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本文采用CHNS2000-2009年的个人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估计中国9省的劳动者在收入、健康、教育、医疗保险四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对比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状况。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解释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多维贫困的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是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改善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工多维贫困内部各维度的变化,利用Heckman两步法分别估计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教育对收入回报的截面变动趋势,并采用个体面板数据估计、比较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十年间的总体教育回报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状况较全国水平和城市劳动者均严重。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贫困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尤其是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更高且呈现上升趋势。农民工的教育回报低于城市劳动者,近年来两个群体之间教育回报的差距呈拉大趋势。在教育回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减少教育的投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教育投入动力不足将不利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容易回到多维贫困,难以真正融入城市。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劳动力市场歧视与高校扩招的影响--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结构估计

本文建立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在该模型框架下实证研究了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对大学生收入溢价的贡献以及高校扩招对大学生非大学生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模型的结构估计(structural estimation)证明该模型能很好地拟合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工资分布.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1)大学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约能解释大学生工资溢价的72%;(2)与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分析不同,高校扩招可能通过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大学生非大学生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理论机制

文章借鉴贝克尔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及世代之间的变动性"理论,构造了一个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模型,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政府投入作为基本变量来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及其动态演变的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转变传统城乡不平衡发展战略,政府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辅之以必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将会显著提高当期的农村人均收入,并通过逐期传递,增加以后各期的农民收入,从而可以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J-F收入法测算的山东省人力资本特点分析

文章借鉴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研究中心用J-F收入法计算出来的山东省人力资本数据,并选取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与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与GDP比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存量比率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析了山东省人力资本的特点。分析结论是,山东人力资本绝对指标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质量也有所提升,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物质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并且人力资本性别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及其户籍影响

本文以CFPS家庭数据为样本,借鉴A-F多维贫困测算框架,重新估计了中国25个省份在教育、健康、医保、就业和收入等五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在此基础上,笔者引入户籍制度变量来解释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发现﹕ 户籍制度本身隐含着对流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群体的自由流动和迁移,降低了个体外出寻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户籍制度影响个体多维贫困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 第一,户籍身份隐含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导致教育回报率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影响农民工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投入.第二,劳动者户籍身份的差异导致农民工获取就业机会不均等,但是就业机会不均等的影响深度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会逐步被削弱.第三,劳动力市场对非城镇户籍劳动者的收入歧视依然存在,导致农民工落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更高.这也意味着,现阶段户籍制度所隐含的社会分割在改革进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而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回报差距,是改善就业与收入机会不均等的关键.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坚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取向,特别是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城镇内部行业收入差距成因的实证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结合Heckman样本选择方法,估计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方程,结果发现,垄断对行业收入的影响远大于性别、教育、工作经验等个人特征。运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各因素对我国城镇内部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分行业看,人力资本因素能够解释垄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半左右,管理岗位对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性别因素对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高出垄断行业两倍,非农户口在解释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时的贡献要远大于竞争行业。因此,缩小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亟需打破行业垄断壁垒,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减轻劳动者地区间流动障碍。     

职业不匹配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多维技能错配视角

职业不匹配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未得到既有文献的深入考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工作内容分析数据构造多维技能错配变量表征职业不匹配程度，研究职业不匹配对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职业不匹配通过抑制劳动者接受在职培训、获取绩效工资、获得职位晋升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导致其遭遇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后果在女性、大学生和年长者群体中更为严重，并且难以通过职业转换来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平均职业匹配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19%～29%。政府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可以提高职业匹配程度，缓解职业不匹配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匹配程度的提升是中国实现“稳定和扩大就业”与“共同富裕”两大政策目标的重要依托。     

工作特征对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

补偿性工资是解释性别工资差距的理论之一。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同时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的工资效应,并采用Jann(2008)提出的无歧视工资机制的估计方法,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两性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异,但部分工作特征对工资的作用方向并不符合补偿性工资理论的预期。管理职务上的差异对性别工资差距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加入大量的工作特征变量后,性别工资差距中总的可解释部分没有明显提高。由此推论,性别歧视可能是形成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公共政策和反歧视措施。     

中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研究——基于“群体效应”的视角

本文通过构造多层次计量模型,采用CHNS(2000-2009)微观数据,在国内首次考察了"群体效应"影响个体生活水平和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进而导致我国农村区域性贫困陷阱的路径。本文研究表明,个体的生活水平高低与区域贫困状况,不仅与个体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等变量相关,还明显地受到群体(社区/村落)层次因素的影响;群体中农业人口比例越高、平均教育水平越低、与外界信息交流越少,则个体收入水平越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群体效应是导致贫困陷阱的主导因素,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层次因素成为决定个体收入和生活状况的主要因素。本文主张,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或时期,应采用普适性的扶贫政策,通过群体效应达到减贫效果;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则更多地采用瞄准性的扶贫开发政策,以促进个体能力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