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治理失灵的根源、机制及启示

美国经济治理的失灵根源于其经济基础中对抗性矛盾的激化,两党互斗的政坛乱象不过是经济基础中激化的矛盾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中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逐步呈现金融化趋势,不仅恶化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也侵蚀着技术创新的产业根基,导致美国国内产业资本积累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面临巨大的断裂风险,这成为引发美国国家经济治理失灵的直接原因。从历史长周期视角看,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资本积累与社会消费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累积深化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边界。三重矛盾的累积深化严重挤压了美国经济治理的政策空间,使其陷入顾此失彼的制度性失灵。     

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内涵及本质

高度金融化已经成为当前发达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对金融化涵义的理解主要有企业治理视角、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视角以及积累模式视角。作为金融化的积累模式,利润来源于金融领域而不是生产和贸易领域。对资本积累金融化必须放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中去理解。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发展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内部价值独立于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福利国家。工业主义理论家从工业化的视角把福利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工业化发展的水平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步骤，并借助干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来推行其福利国家的发展战略；一些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认识福利国家原因的理论家，则把福利国家的出现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并分析了福利国家中的阶级利益的对立。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重访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辩论

20世纪西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国家问题的重新审视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密利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拉开序幕,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辩论。这场辩论为我们透视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积累”与“合法化”之间的两难境地提供了理论棱镜。辩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75年,该时期主要聚焦于新李嘉图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关于国家支出危机的异见,以高夫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国家支出主要是生产性的,危机发生在分配领域;以亚菲、布洛克、法因和哈里斯等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国家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二阶段是1975年后,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分析核心的新进路,以霍洛威、皮乔托、克拉克等为代表,并将其运用于对工人阶级与福利国家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案例和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回顾英国CSE辩论”有助于理论界深入思考今后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哪些新的因素影响了资本积累过程？这些问题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和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出现的许多新特点，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使发达国家社会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20世纪以来，积累过程中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出现了程度上的弱化和较长时期的间断，但它作为最重要的积累规律并未消失。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仍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波动。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与波动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局限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同时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调整的基本力量。     

如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时期到现今的500年间，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历了新的发展，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比和世界格局的走向，而且对资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沉浮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尽了沉浮：19世纪70年代以前,它一直保持着伦理学的传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它走入了低谷;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它发展的沉寂,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大争论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旧福利经济学被新福利经济学所取代,新福利经济学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在经过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徘徊时期之后,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向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的回归趋势。     

冷战思维的形成、瓦解及全球主义理念的出现

结构主义语言学确立了将人类的语言活动纳入二元对立体系分别进行考察的新方法。作为二元对立主义被发现的结果,就是对应冷战时代的理论框架的形成。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与二战后全球爆发的革命运动并导致冷战格局瓦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理论思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由此,原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因不能继续掠夺殖民地而导致福利国家消亡之后便极力奉行全球主义理念。     

徽商的经济交换形式

文章从经济人类学的实体主义视角探讨徽商的三种经济交换形式,指出徽商原始资本积累主要靠市场交换获得,一旦富裕后,互惠和再分配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嵌合在封建社会关系之中,脱离不了封建商人的性质。从而说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不应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而应从社会文化内在逻辑去剖析,方能认识其真正的本质。     

论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存在着形式上结论与逻辑上结论之间不一致的矛盾。从资本本质及其内在矛盾的逻辑发展看,资本积累的结果不仅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一定是劳动供给的不足和工人阶级的富裕化;而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资本积累只是使他们得到权力与荣誉,但积累的主要成果却并不被他们所享有。因此,资本积累是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的自我异化过程。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冲击——基于经济学理论的解读与比较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引发西方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化,从根本讲这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变化的反映。借助经济理论来解读此次危机及其失业问题,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定前提下,在经济运行层面对失业问题进行解读;马克思经济学则是从制度层面对资本积累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对劳动控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这三个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失业发生机制,因而更能揭示失业问题的根源。     

当代“消费文化”转向研究——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197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灵活积累"调节模式深刻地改变了大工业生产时代人们的时空体验和价值观念。"消费"日益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并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当代消费文化批判依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逻辑的分析,借助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揭示了"符号-商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生产过程及其经济学意义。马克思将消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与逻辑延伸,阐释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视角构成了剖析消费社会中资本逻辑与符号逻辑同构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及其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与深层次社会矛盾运动的根本原因,阐释了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积累了它的直接对立物,使社会财富呈现不均等流动,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无产阶级增加、社会贫困积累等现实问题。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重新审视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价值,以充分发挥资本在激活市场主体、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促进经济改革中的积极作用,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质量。     

货币信用在社会再生产平衡中的作用:协调与冲突——基于后凯恩斯主义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视角

在后凯恩斯主义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的基本框架中纳入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模型,以考察货币信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协调机制,分析得出:货币信用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资本积累过程的缓冲器、加速器和调节器作用,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性企业更有效地应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快资本积累率的调整速度,从而促使社会再生产体系趋于平衡增长,但货币信用并不能真正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无法阻止危机的发生,只会使矛盾的运动形式和危机的发生机制进一步复杂化.这一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运行规律,为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是关于公共部门职能合理分配和不同层次政府间财源合理分配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联邦主义基础理论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其分析方法也出现向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公共部门制度分析发展的趋势,并出现了实验联邦主义和福利改革、财政联邦主义在转轨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财政联邦主义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新的理论问题.     

国家福利的基本理论

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国家福利都是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比较政治学者围绕福利政策和国家福利的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尤其是针对福利国家。本文介绍了关于国家福利的五个理论流派,即工业化、阶级斗争、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对它们的批判。这些理论流派探讨了福利政策的起源与发展的原因。尽管这些理论在理解福利政策时选择了不同的角度,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排斥,而是为我们理解国家福利这个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凯恩斯理论对中国实现国家福利责任的价值意义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新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对经济危机失去解释力。这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急需发展,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实行国家干预。从凯恩斯的就业、财政政策和消费函数理论分析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必要性。通过我国实行免收农业税、农电下乡和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的政策,阐述其对我国实行国家福利责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资本逻辑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论包括资本的逻辑起点、资本的逻辑展开和资本的逻辑终点三个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表现在,第一,资本逻辑的起点阶段: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第二,资本逻辑的展开阶段:资本循环的中断;第三,资本逻辑的终点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经济矛盾。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逻辑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研究,对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前途命运,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伯克特从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指出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表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了消解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不仅对捍卫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

"国家"内生性地嵌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本文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而"国家所有制"则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从历史起点到历史终点,国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功能,而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国家所有制体现的是为宏观调控夯实中观和微观基础的经济功能。"国家"嵌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内生性地与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