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增加:监督、激励还是纵容?——基于中国A股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引起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既可能是监督、激励效应所致,也可能是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研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职能、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支出,且审计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因为保险人积极履行监督行为、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而非是其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即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董责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机理 ——基于监督与信号传递效应的共同中介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工具,也是保险公司以非投资者身份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分步检验法,研究表明董责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和加剧外部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和过度投资行为,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说明董责险一方面能够完善企业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又向外界传递企业存在风险的信号.进一步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本文为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并对企业ESG水平产生影响亟需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企业ESG水平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降低代理成本渠道提高企业ESG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国有及高管持股较高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保,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督激励效应;强化内外部治理渠道,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自愿性信息披露与真实盈余管理

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会加剧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从作用机制来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来配合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实现。研究结论对企业中小股东、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与公司违规行为矫正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微观企业主体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其能否有效矫正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本文选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对公司违规是否存在矫正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弱化公司违规倾向与违规程度,对公司违规行为具有积极的矫正治理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能有效发挥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加强内部控制三个传导路径抑制公司违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公司规模较大、市场法律制度环境较差的样本中更有助于矫正公司违规行为。     

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

以2007—2018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视角研究了独立董事薪酬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与资本市场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之间存在U型相关关系,表明过高或过低的独立董事薪酬激励水平都不能有助于抑制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机制检验发现,独立董事履职效率以及公司盈余质量的非线性变化,是上述U型相关关系产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金融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外部审计质量较差时,上述U型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表明独立董事与分析师、审计师在监督治理方面存在替代效应;当公司外部监督环境较差时,货币薪酬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效应会更加突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技术创新与公司绩效

文章以2009—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技术创新——公司绩效"的路径模型分析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影响公司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根据制度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该作用机制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提升公司绩效和技术创新水平,技术创新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公司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作用机制在制度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存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经营绩效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成为企业重要的避险手段.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文章选取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当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作为一种避险机制后,会加剧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可以缓解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损害;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经营绩效的负相关性更强.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2～2021年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影响机制以及经济后果分析。主回归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且在替换变量及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高管理者能力、低融资能力以及高分析师关注度组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发挥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治理效应进而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即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困境以及降低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风险提示信息———基于高管持股调节作用的视角

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年报中非财务性的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及高管持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报中的风险提示信息随内部控制缺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高管持股的加入增强了内部控制对风险提示信息可靠性的管控程度,初步显示了高管持股的信息与制度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风险提示信息年度增量与内部控制缺陷增量显著正相关,与高管持股增量显著负相关,经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内部控制运行的好坏能够通过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中得到反映,良好的内部控制抑制了企业的信息风险;高管持股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使其在财务报告方面的目标更好地被实现,上市公司不仅要关注内部控制对年报中的非财务信息产生的影响,而且要重视高管持股在内部控制信息风险管制方面发挥的功效。     

机构投资者与代理成本——基于高管薪酬的实证分析

如何融合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一直都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机构投资者作为介于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第三方力量,有足够的动机参与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文章采用2004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素及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文章的研究发现：前十大股东中有机构投资者股东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机制更加完善,高管权力滥用得到一定的遏制,管理层的薪酬与其经管才能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     

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是否更尽职?——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影响投射到资本市场,使得高管在职消费再次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考察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对在职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相较于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独立董事,现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独立董事更能发挥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显著存在于非微利亏损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且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通过降低在职消费,提升了公司投资水平,从而体现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公司治理的效应。     

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独立董事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独立董事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不能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股权激励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无法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仍然存在明显的正效应。     

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规

文章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Lau and Murnighan(1998)提出的断裂带理论,从高管团队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的角度,探究了高管团队内部关系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对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规行为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与企业是否进行财务违规有着重大关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高管断裂带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同时,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破坏不同上市公司具有相同背景或相似特征的高管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不同企业由高管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产生的“同群效应”带来的财务违规现象。对研究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类后发现,在一二线城市中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抑制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抑制更明显。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意见购买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Lennox审计意见购买模型,从事务所变更维度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对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的影响。研究表明,D&O保险发挥了积极的治理效应,抑制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从审计意见购买动机看,这一治理作用在高管业绩压力较大、经营风险和被诉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更显著;从审计意见购买实现条件看,这一治理作用在事务所规模小且无行业专长、客户重要性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地,审计意见成功购买损害了未来盈余披露质量,而D&O保险的引入能够明显改善审计意见成功购买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机制检验发现,D&O保险通过“信息质量渠道”和“代理成本渠道”作用于审计意见购买。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     

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策略研究

近年来,董事高管责任险的功能效应研究逐渐成为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何时董事高管责任险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蜜汁)?何时董事高管责任险会诱发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毒药)?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对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购买需求.文章通过引入信息质量这一因素,拓展了Aghion and Bolton(1992)模型,对此问题...     

机构投资者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退出威胁视角的经验证据

退出威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的退出威胁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降低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进一步考虑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发现,相比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抗压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更可能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当管理层的薪酬对股价越敏感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作用越大;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的影响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认识我国机构投资者,尤其是以QFII和社保基金为代表的抗压型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为样本,研究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能显著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这一影响主要在公司过度投资的情形下发生,而在投资不足时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作用主要发生在非国有公司中,在国有公司中则受到抑制;投资者保护水平未能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发挥调节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治理效应。机制检验显示:公司信息透明度在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支持机构投资者网络中心性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治理机制的研究,为监管部门制定机构投资者管理政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