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

本文提出了领导权国家维护竞争优势的贸易摩擦研究思路,指出中关贸易摩擦的实质是美国主动采取贸易摩擦策略以转嫁国内危机、延缓中国崛起和维护自身优势,并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经济危机、日美贸易摩擦和美国确保优势战略等四个方面对这一实质进行了说明和阐释。     

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路径分析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上表示,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且贸易摩擦形式不断地翻新,涉及的产业不断扩大,发起的国别也不断地增加。事实上,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中国外贸出口一直很顺畅,也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外贸出口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问题、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技术封锁、种种调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出口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利用和消耗瓶颈扩大、印度和越南等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竞争加剧日益增强等不利因素,正在导致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其实,在我国入世后,我国在对外贸易摩擦方面就已经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由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二是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取代了反倾销,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最大障碍。我国对外技术性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产品不符合国外的技术标准引发摩擦,二是中国制定的技术标准经常引起国际争端。技术标准的产生原本是为了规范生产,控制和保障产品质量。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发展,标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实现贸易扩张和限制他国出口的工具。技术性贸易摩擦的实质是标准之争。标准竞争意味着商品从喧嚣的表面竞争回归到了企业、国家科技与研发实力的较量。     

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吗?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贸易摩擦与权益资本成本

贸易摩擦为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美国对华"301调查"以来,中国企业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愈加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如何采取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以2008-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贸易摩擦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摩擦显著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均能有效抑制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业务层面和公司治理层面探究了企业防范、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措施.本文从微观视角提供了贸易摩擦经济后果的证据,厘清了宏观环境变化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理,为贸易摩擦背景下企业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直面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制造”的贸易摩擦

在21世纪,"中国制造"现象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随着"中国制造"影响力的加大,其所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趋增多。本文从入世后"中国制造"遭受的贸易摩擦入手,指出"中国制造"压倒性的数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及"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是引发贸易摩擦的诱因,最后提出了减少贸易摩擦的相应对策。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

当前中国的崛起会改变全球的利益格局、市场格局和资源格局。中国将要进入一个国际贸易摩擦的多发时期。这种国际贸易摩擦当然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强调汇率升值的压力,有的是强调反倾销,有的是环境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非贸易壁垒,还有,就是最近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市场经济地位”。许多论者从中国市场机制的缺陷、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不被美国和欧盟认可为市场经济地位。这种分析也许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国际贸易中的利益机制还是决定性的因素。     

浅析中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摩擦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的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现,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时代特征及其成因,并积极探求贸易摩擦的解决机制,是中国贸易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贸易摩擦对出口企业的冲击及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贸易摩擦的由来1.中美贸易摩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由一个贸易顺差国家迅速变成了一个贸易逆差大国,这其中美元的不断升值致使出口竞争力逐渐削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美国期待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削减其巨额贸易赤字,还指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轻对中国的债务。美国接连在知识产权、纺织品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太原不锈钢制造业现状与对策探讨

太原不镑钢制造业目前面临品牌缺乏、档次不高、价格低廉和贸易摩擦等问题,这些无疑是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本文旨在通过对太原不锈钢制造业现状的调查,提出对策,为中国制造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中美贸易摩擦视角下的股、汇市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以近十几年来国际金融重大事件为节点,将整个研究样本划分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平稳期、中国股市异常波动和贸易摩擦五个阶段,综合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CoVaR方法对中美股、汇市场间双向的风险溢出效应进行研究,进而对比中美贸易摩擦阶段与其他阶段的股、汇市风险溢出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贸易摩擦阶段下美国股、汇市存在对中国股、汇市的双重单向风险溢出,且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与其他阶段相比,尽管中美股、汇市间的波动在贸易摩擦阶段相对平稳,但美国股、汇市对中国股、汇市的单向风险溢出强度很大且影响深远。     

中蒙经贸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蒙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但在经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针对这些问题,中蒙两国应在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采取互惠互利、灵活有效的对策,促进中蒙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     

蒙古国经济发展及中蒙经贸关系的可持续性

近十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蒙古国经济,高度依赖矿产品和畜产品等资源型产品出口,维持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业则极端落后,生活必需品和工业设备主要依赖进口。蒙古国的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中国,其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80％以上。中国在中蒙经济关系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短期行为,即中国在大量进口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同时,未能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基础工业进行投资,从而导致蒙古国对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担心,这也是蒙古国近些年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原因。中国应利用蒙古国经济的特点,加强对其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增加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促进两国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201钢铁贸易保护争端对我国的影响与对策

美国在国内经济增长衰退，钢铁产业不断衰落的背景下，根据国内法律《l974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出台了钢铁保障措施，实行以损害他国经济利益为条件而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保护主义，从而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争端。中国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大国，受到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及其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损害。中国在遵守WTO有关规则和不断调适外贸政策经济目标的同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以维护正当贸易利益和保护本国钢铁产业的健康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出口频率的视角

出口频率作为出口决策的重要一环,是企业出口扩张的新边际,也是出口变化的“晴雨表”。本文在随机存货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频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采用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频率,且这一影响存在部分惯性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成本、存货成本和市场需求波动共同影响企业出口频率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其中贸易成本是最重要的传导渠道,占比达到19%以上;如果进一步考虑目的国、产品和企业异质性,会发现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出口产品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频率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出口频率的变化趋势,合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决策的外部冲击。     

Social Trust,Rule of Law,and Economic Exchange: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BSTRACT

Using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and employ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meth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over the period 2005–2013. Social trus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bilateral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etween China and its partners, and this effect is much stronger in nonmember countrie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han OECD member countries. Further exploration suggest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rust and the rule of law: social trust matters more in countries where the rule of law is weaker. We also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trust on trade and FDI is weaker in countries that have greater language similarity to China, are adjacent to China, or are common-law-origin countrie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in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each country’s legal norms but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哈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分析与评估

随着国际市场能源、大宗商品等价格的高增长,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已被世界银行确定为中等以上收入国家,并成为中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哈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中哈两国经贸发展带来机遇,也为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创造条件。本文对中哈贸易的现实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的中哈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行评估,最终得出展望和建议。     

Financial Cooperative Potential Between China and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RCs),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in the region has become a current trend. This article quantifies the level of cooperative potential by designing an index based on the investment demand in China and the financing needs of the BRCs. Using this index,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cooperative potential among the BRCs and uncover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atistical findings are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er financial cooperative potential have close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These countries are mostly low-income 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with a shortage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while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tabl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overseas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ore funds should be injected into China’s trade and investment counterparts that hav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a strong demand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such as countries in Northeast, Central, and Southeast Asia.     

中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78～2009年间的数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别检验中国进口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进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要比短期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一结果支持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将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战略调整为进口、出口平衡发展的贸易战略。     

“10＋3”框架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可行性分析与战略选择——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视角

东亚各国目前在货币领域的合作严重滞后于贸易合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传统的OCA标准,目前东亚各国内部经济条件差异较大,而且这种差异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进行深层次货币合作的成本较高。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中日韩二三国货币冲击的对称性较高,但是在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方面存在非对称性,而且这种非对称性在短期更为明显。与日韩相比,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冲击的对称程度相对较高,具备一定的合作优势。因此中国应以贸易合作为基础,加强同东亚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共同引领东亚货币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