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 大力推进简政强镇事权改革

近年来,广东省东莞市以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为突破口,普力扩大镇一级政府服务管理权限,优化镇一级政府服务资源配置,极大地提升了镇一级政府的服务能力,为打造“湾区部市、品质东莞”,增强城市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主要做法有:围绕理顺市镇政府权责关系,推进一项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东莞采取市、镇、村,组四级联动的模式发展区域经济,充分调动各级发展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简政强镇”,全方位扩大镇级管理权限

<正>日前,广东出台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各地将按照镇辖区常住人口、土地面积、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三项指标,对镇重新进行科学分类,分为一般镇、较大镇和特大镇。镇的机构设置和行政编制配备标准,依照镇的分类而定。镇行政编制配备标准为一般镇不超过35名,较大镇不超过55名,特大镇85名至150名。这项改革工作将在2010年底前基本完成。     

“强镇扩权”背景下乡镇体制改革探析——基于“县-乡-村”关系的视角

乡镇政府作为基层区域治理的元单位,其治理成效关系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自乡镇一级政权建立以来,在塑造新型的地方利益、权力格局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乡村对立问题,关于乡镇体制的发展方向有多种观点,就目前形势来看,乡镇体制依然需要在宏观政治框架内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应是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从当前分权改革"强镇扩权"的试点来看,乡镇政府在矛盾基层化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县-乡-村"的视角出发,乡镇体制改革的重点应集中在人员机构精简、事权清晰、财权与事权匹配以及乡镇人事权改革,这四方面必须同步推进,才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均衡,进而完成"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目标。     

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未来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和原则(一)基本思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两个根本性方向,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     

建立我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由过去的企业保障体制改为社会保障体制,以省级为单位建立了养老保障社会统筹,普遍建立了"个人帐户".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职工养老保障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从新的视角予以分析,并探索建立符合改革方向、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产物,主要分布在科、教、文、卫等领域,是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常进行的社会系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必须进行事业单位改革,实行人事聘用制度,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体制,真正做到与市场接轨。本文从实际经验出发,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作了初步分析并提出来相关对策。     

佛坪完善镇级财政所“两基”建设

佛坪县自2011年启动镇财政所标准化建设工作以来,县财政局从"组织机构、干部队伍、业务管理、监管机制、基础设施、管理改革"等六个方面入手,狠抓镇财政所基础建设和基层管理。积极筹资近280余万元,加大对全县8个镇财政所办公场所、强农惠农政策宣传建设、便民设备等硬件设施投入,使各镇财政所办公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过健全制度、梳理流程、强化政风行风建设等方式,加强对镇财政所财     

政府层级改革与省直管县实现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广东等十多个省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县,这种"强县扩权"和"省直管县"之举,直指20世纪80年代兴起继而约定俗成的"市管县"体制,而且目前还有扩大之势.笔者认为,从财政体制过渡到行政体制的省直管县,时城乡统筹、发展县域经济、提高行政绩效均有益处,应是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前进方向.改革的路径可考虑渐进式分类展开,并通过行政区划的改革配合,用约20年的时间调整到位.     

城镇医保改革所出现的利弊及对策

医保改革,即我国的社会医疗制度的改革,是指从以"免费医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转向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医保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合理负担。本文对城镇医保制度改革消极、负面效应进行剖析,并提出改进意见。     

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基于陕西省“省管县”改革为视角

通过对陕西省近年来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下一步陕西省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应以试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切入点,在逐步规范政府间事权、财权和财力关系的同时,以省直管县、重点镇财政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立足省情,采取"财政省直管县、财政+行政省直管县、市管县"三种形式并存的复合改革模式。     

权力控制与国家审计参与——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视角

审计对权力进行控制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然而在审计实际中国家审计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地控制，这有待认真探索与研究。本文提出了“权力审计控制”的概念，认为权力审计控制的基础在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并从“以权力控制权力”、“以权利控制权力”和“以道德控制权力”等方面，讨论了国家审计参与权力控制体系、建立权力审计控制机制的设想，以从理论上支撑权力审计控制论。     

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缺失之浅析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交融。各种文化思潮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身处于象牙塔中的当代部分大学生责任感出现淡化的现象令人担忧。因此,高校应强化对大学生责任感教育。要针对大学生责任感形成心理,发掘教育资源,形成多种有效教育方式;重视心理咨询工作,促进大学生思想上、心理上的成熟;完善评价机制,实行素质教育等,从多方面培养大学生责任感。     

关于会计实践教学改革的深度思考

会计实践教学是会计专业各种层次教育的重要实践环节,是培养多层次、复合型、高质量和应用型会计人才的重要手段。而我国当前的会计实践教学在教材体系、教师队伍层次结构和会计实践及教学媒体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为了有效完成会计实践教学的环节,应在提高对会计实践教学认识的基础上,对会计实践教学的教材体系进行改革,努力提高会计实践教学教师的素质,建立并逐步完善多媒体网络会计实验室,同会计实践教学基地相结合,同时加强会计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这样才能实现会计实践教学的真正目的。     

谈电力垄断行业的改革

电力垄断行业的改革对于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相关部门人员从多个方面考虑,实现水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此来为我国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崭新的电力行业。     

C语言程序设计改革探索

本文针对C语言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从任务驱动、培养学生兴趣、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实验教学环节以及改革考核机制五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以提高学生的编程能力，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自学的能力。     

《宪法》就业政策条款对劳动权的保障及其完善——兼议《宪法》劳动权的属性

我国《宪法》第42条第2款不是权利条款,而是《宪法》就业政策条款,它有着四方面的功能。我国《宪法》就业政策条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均通过一定方式实现对公民劳动权的保障,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就业政策密切相关的劳动权,它在《宪法》上的性质,首先是生存权与自由权的延伸,更是一种现代《宪法》下的社会权,社会权是超越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权利。     

从权力来源的视角论新形势下科研院所的党政配合

党委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是目前科研院所普遍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发展的需要,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体制在科研院所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从权力来源角度的分析充分肯定了这一体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进而做行政学的分析,提出加强科研院所党政权力配合的有效途径。     

发展经济学论“两课”是高校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目前伴随着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国内很多企业也出现了用工难;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企业也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员工,而其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当今大学生非常欠缺坚实的就业竞争"软实力",如正确的就业观、必备的职业素养、良好的品行修养等。提升大学生就业"软实力"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高校的"两课"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学校可以通过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教法,完善教学内容,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道德修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使大学生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业观。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市场化改革政策演进、制度阻力及未来走向

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目的是形成价格机制发挥决定作用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安排。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政策演进呈现出增量式渐进特征。要素市场化改革涉及利益调整、制度冲突、路径依赖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制度阻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应积极破除各种类型的制度阻力,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强化市场要素配置决定作用,加快要素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建设完备有效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     

水治理改革背景下中澳水核算创新比较与借鉴

中国和澳大利亚均面临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等共同特点。世纪之交,两国都推行了水量"封顶"政策和水权交易等一系列改革,并进行了水核算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澳大利亚颁布并实施了水会计核算制度,而中国则研究编制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比较中澳两国水资源治理改革和水核算创新的历程,发现中澳两国水资源分布状况、水核算改革背景、面临的具体问题相似,改革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水权制度不同、水核算改革的出发点和模式不同、内容和效果不同。鉴于此,应借鉴澳大利亚水治理改革的成功经验,完善水权登记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水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水权交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通用目的水核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