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治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探析

在充满风险的现代城市社会,探讨协同治理问题是当今城市治理理论界和实践界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要适时引入协同治理的理论和操作模式,为城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新的思路,这是积极创新城市应急管理组织模式,提高城市应急管理效能的重要要求。     

试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问题和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是21世纪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和基础单元,加强社区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改进。本文立足我国社区治理现状的症结,并借鉴了西方社区治理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有助于我国社区建设和发展,推动城市社区的善治。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F市的实证调查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社会格局发生改变,大量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社区作为社会治理最基本单元,是承载城市管理和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而社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从社会治理创新视域出发,基于实证数据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F市社区工作人才队伍现状并提出建设性可行意见,优化队伍结构和建设机制,从而实现社区人才队伍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满足社会治理创新人才需求。     

市民参政与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转换——以深圳为例

一、市民参政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城市是政治社会的重要发祥地,是人类制度文明的摇篮;市民是城市和城市治理的主体,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制度创新的智慧源泉.古往今来,在城市治理中有一条不变的真理,即冷漠滋生对抗,参与孕育和谐.     

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探析

城市社区管理作为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城市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瞩目的焦点。立足我国实际情况，将治理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城市社区管理相结合，从治理的视角对城市管理进行探索，努力打造城市和谐社区，培养和提高社区管理能力。     

城市治理与GBC电子政务模式的应用

现代城市治理是政府、企业与市民社会互动合作的过程,而二元结构的电子政务模式(G2G,G2B,G2C)没有涵盖治理的全要素,缺乏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业务的协同性,因此无法适应现代城市治理。而GBC模式围绕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充分考虑政府、企业、市民社会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角色,依托先进信息技术提高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和协同性,以开展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电子政务的创新模式,将在城市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纵深推进,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主攻方向和推进策略。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法治化、科学化的治理理念,创新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工作;尊重和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社会治理创新;创新党的基层群众工作,探索中国特色的善治模式。     

我国城市治理研究的理论综述

城市治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社会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股潮流。就公共管理而言,治理是多元主体在对权力和权利的结构和运行机制重构的基础上,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     

有效治理视角:现代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基于深圳实践与政企调查研究

中央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城市的治理水平成为直接影响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构建经济体系的重要因素。以深圳为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深圳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围绕"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目标,突出绿色创新,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通过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垂直座谈和219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深圳还面临着缺乏系统协同的发展战略、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针对现代城市治理的共性问题,从有效治理的角度,通过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完善经济政策、促进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等几个方面,探讨现代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治理路径。为探索符合现代城市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导。     

经济社会治理的裂变:从跨国治理到全球治理

为解决战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ATT等多边机构在经济领域实行跨国治理。然而这些跨国治理机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操控，只关注市场自由化，忽视了其它社会问题，因而在民主和公平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为了解决全球经济社会问题，以联合国为协调中心的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把国家、国际组织、私人部门和NGO等主体囊括到全球问题的治理之中，把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同时作为治理主题，兼顾效率、公平和民主等治理价值，从而超越跨国治理而发生裂变。     

治理主体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

对于公司治理内涵和外延的描述是不统一的,本文提出了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由约束公司治理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硬约束条件和软约束条件.由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分析得出,由于公司处于不同的状态或发展阶段,公司治理的一些主体和客体是在变化的,这使公司治理表现出复杂变化的形式.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同,对于公司价值的认识就不同,公司治理的目的也不同.本文对于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结论:在可以进行选择性干涉的条件下,债股权融资有利于公司治理.     

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治理研究

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特殊、复杂的财务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本文从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两者的概念界定入手,分析了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的内在关系,探讨了完善公司财务治理的方法,从而强化财务治理,以促使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治理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政府治理过程中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债权人治理效率

本文利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债权人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系统风险提高和上市公司代理问题激化的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干预是导致我国债权人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而债权人治理低效激化了公司的过度投资和利益输送问题。随着政府干预的降低,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长期债务的治理效率有所提高,债权人风险得到控制。但是,仍有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债权人治理的漏洞,转而利用短期债务进行过度投资和利益输送,这为债权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公司治理指数与资本结构治理效应

通过实证分析公司治理水平对资本结构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指数与资产负债率偏离行业均值的程度显著负相关,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经济增加值比率显著正相关,与托宾Q值正相关但不显著。这说明,企业要充分重视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的互动作用,以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成长价值。     

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社会资本治理

关系网络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基本要素。基于工作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双重关系网络和源于血缘亲情关系的家族信任和泛家族信任,使得家族企业成为一个蕴含丰富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家族企业正是运用组织内丰富的社会资本实现企业的内部治理。和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相比,家族企业的这种社会资本治理模式能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节约组织内的交易费用。     

对治理者的治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透视

对于非金融企业公司治理而言,金融机构是发挥重要监督力量的"治理者",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对金融机构治理问题的关注,使得金融机构成了"被治理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不公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挑战,也为我们研究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问题和设计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司治理模式的非普适性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

从一般理论意义上,企业制度应区分为企业制度一般和企业制度特殊。由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根源在于各国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具有非普适性。和谐竞争理论、特定基本经济制度和家化传统将决定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