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资金漏出的治理策略研究

在过去20多年的农村扶贫开发中,我国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政府扶贫投入对改善贫困地区落后状况,推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扶贫资金运行成本递增,资金在分配、传递、使用过程中的目标置换,致使财政扶贫资金"漏出量"增加,有限的资源无法最大限度地用到真正的贫困人口身上,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扶贫开发的整体进程。     

扶贫开发政策面临新挑战

<正>2011年12月6日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未来十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简称"两不愁、三保障"),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在此之前的2011年11月29日,中央已经决定将扶贫标准上调至2300元。     

"十一五"贵州扶贫开发"一体两翼"战略的总体评价

以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国家根据扶贫开发形势变化,确定了"一体两翼"战略.贵州按照"一体两翼"战略的要求,将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列为扶贫开发三项重点工作并作了全面的部署.文章客观评价了贵州省"十一五"期间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易地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重庆市云阳县易地扶贫试点调研报告

易地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是从根本上解决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问题的有效途径,可大大降低扶贫开发成本,有利于迁出地的生态恢复.两年的易地扶贫"德政工程"使得搬迁贫困户生存环境明显改善.本文同时分析了云阳县实施易地扶贫工作的主要作法,提出了易地扶贫工作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正扶贫开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工程,担负着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艰巨使命。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指出,我国力争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为如期实现上述农村扶贫战略目标,我国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构应当审视制约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问题,并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升农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水平和资金利用效率的策略,以期为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战略中规定的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发挥广州信息网络优势, 实施"互联网+扶贫"的思考与建议

针对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新挑战与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针,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一方面,当前从国家、省到广州市都面临十分艰巨的扶贫开发任务,如何提高扶贫的精准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政策和资源偏离成为重要课题;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广州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网络优势,将"互联网+扶贫"作为当前和今后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抓手,创新扶贫方式方法,提高新时期扶贫工作的精度、深度和广度,确保打赢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我国扶贫开发专项资金分配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使用国家扶贫专项资金,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资金分配问题无论是在1980年代的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还是1990年代的以重点贫困县为主的扶贫攻坚,以及21世纪扶贫开发纲要实施中的整村推进,一直都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地方财力的增强,各省财政中也安排了较大规模的扶贫资金。本文着重讨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分配,通过研究我国扶贫开发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法,提出有操作性应对措施。     

农村贫困与县域环境的灰色关联分析

农村贫困地区的生产格局仍然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对农业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因素仍不容忽视。对于连片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环境因素具有共性特征,以县域环境为研究对象,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扶贫政策。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云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找出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环境因素的重要度并以此提出相应缓解农村贫困的政策和建议。     

脱贫攻坚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何得桂著《山区避灾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研究:陕南的表述》

<正>摆脱贫困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学术界聚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的反贫困行动一直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1986-1993年,我国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推动贫困减少,此后陆续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取得了明显的减贫成效。在     

财政投资对农村脱贫效应的边际递减趋势及对策

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农村的贫困问题凸现出来;财政投资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财政投资的效率边界也使新世纪的扶贫工作面临新的课题.本文分析了农村财政投资对减贫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当前农村减贫中财政投资在不同地区、项目上的合理区间和运作方式.     

我国71年农村科技扶贫变迁历程及演化进路研究

新中国成立71年来，我国农村科技扶贫工具、模式及制度不断创新演进，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贡献了应有的科技力量，至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村科技扶贫服务体系。基于技术社会学及制度经济学相关原理，对我国71年农村科技扶贫的历史脉络、时代特征和演化进路进行系统阐述分析发现，其变迁先后历经了“开篇探索—制度突破—职能拓展—机制耦合—内涵发展—生态集成”等阶段，遵循“单一供给主体向多元供给主体转变、粗放型推进模式向内涵式推进模式转变、供给性主导向需求性主导模式转变、点线瞄准向生态集成转变”的演化轨迹。在此基础上，针对新时代如何形成供需耦合的农村科技扶贫长效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

本文详细讨论了贫困分析常用的几个概念和衡量指标 ,并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而建立起分析模型。进一步 ,本文提出了分解增长效应的方法和贫困减少指数 ,然后 ,本文将提出的模型、方法和指数应用于调查结果及其他官方资料 ,以分析 1 985年至 2 0 0 1年间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关系。实证结果与 1 985年以来中国贫困减少的经历相符。贫困减少指数表明 ,增长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效应与不均等效应之和最大化 ,这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地区提供了政策选择。     

新时期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化问题研究

20世纪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村贫困问题并没有继续得到明显改善,农村贫困出现了新的特征。农村的贫困成因是多方面的,如资源禀赋不足、自然灾害、农民素质问题、国家扶贫力度不够等等。文章从客观因素、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化的原因,同时就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给出了较为科学的建议。     

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9?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农村贫困的空间集聚效应和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采用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还是嵌套权重,农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医疗贫困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意味着贫困分布呈现典型的"穷-穷"集聚特征,这一分布特征实际上从贫困角度验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对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从多维视角重新审视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为"十三五"实施全面脱贫拓宽了视野.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The effect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 village-level study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China nowadays. Although lot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has been gotten, different problems occur in various regions yet.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ral labor migr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is important i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vailable sampling and typical case study are adopted and 236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bur villages in northwest GuangxL China, Daxin Lixin, Longhe and Yongchang. We analyze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status,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remittance situation and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ratio of remittance income to total household income. A bout 2/3 of the households have migrants in surveyed villages. And nearly half of the migration households have only one fam- ily member as migrants in the four villages. The migrants mainly comprise male and the younger, with the education level of junior middte school and high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migrants are employ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in Yongchang are more diverse.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the village is extremely active and extensive. And over 60% of the household with family members as migrants have remittance income. The rate in Yongchang is extremely high (80%). And the income of households with migrants getting remittance incom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income comes from remittance as far as the former kind of household is concerned And in Yongchang, the rate is nearly 80%. The conclusion is that rural labor migration is popular and extensive in lots of villages. And the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especially in some poor villages. For this kind of village,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may be some "compulsory course"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labor emigration is an essential wa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问题上,大量的实证研究仅仅用经济增长以及伴随增长过程的收入分配状态作为解释变量,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不够稳定。通过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扶贫与发展政策等关键性的中间变量,并采用跨越"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和新世纪"农村扶贫开发"两个发展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在农村减贫中具有重要地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次产业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因此,新时期反贫困战略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论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基于村民行为选择视角的实证分析

从现实状况看,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的成效呈递减趋势.因此,为探究村民的行为选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文章在合理界定我国农村贫困程度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利用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有序多项选择Probit模型来分析村民的行为选择在"农村脱贫"中的作用.该模型的Gibbs抽样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的企业数量、村务管理效率、村民就业结构、村民受教育程度、村内公共投资力度及村民的农业技术推广情况均构成我国农村贫困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