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工农业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工农业内生增长模型,考虑了工业与农业生产率差异和工农业溢出效应,分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工业部门资源配置优势以及全社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业部门因其生产率优势、溢出效应而具有资源配置优势,但农业发展滞后也会限制工业资源配置优势扩大;同时,全社会经济增长受工业增长、工业对农业溢出效应及农业增长共同影响。因此,工农业既存在资源竞争,又存在协调发展需要。     

湖南省不同企业动态规模效益的比较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湖南省经济主要是依靠农村廉价劳动力不断涌入城镇,进入大型企业工作,从而通过劳动力扩张这种方式来实现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资本的深化,原始的资本广化发展方式很难再维持湖南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这时伴随着大型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显现出来的动态规模效益就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湖南省的企业按要求可分为工业和非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内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部分。通过纠偏模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部门之间动态规模效益的大小以及稳定性,从而得出：在湖南省中非工业部门显现出较大的动态规模效益,在工业内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益几乎一样大。因而,湖南省要想实现经济的良好持续增长,就应该扩大非工业部门企业的规模,促进其外部效益的彰显;同时,在工业部门内部要加大非国有企业的投入,从而实现投入产出比最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河北省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特征

一、河北省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传统户籍制度的松动,我国农村劳动力突破了长期传统体制的束缚,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转移,是劳动力市场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     

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的工业改革正好为经济学家关注和考察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以及改革政策对生产率变动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着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制造业部门。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不是挽救了国有企业，而是收缩了国有企业部门的“战线”，诱致了一个非国有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崛起。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动态经济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考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趋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流动规律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性决定了经济的非均衡特征.企业在不稳定供求关系下,只有依靠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并推动总体经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政府部门介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方式是在市场以外努力弥补市场机制的有限性.     

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去工业化与结构性减速

基于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过快和过早去工业化的迹象，本文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视角，利用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和计量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1）理论上，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扩大，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速率加快；且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结构性减速效应。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加快提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将会缩小，从而减缓去工业化速率和降低结构性减速压力；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尽管会扩大部门间生产率差距从而加快劳动力去工业化，但在长期中起到均匀化经济增长速率的作用。（2）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级和城市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实证分析发现，部门间生产率差距的存在导致劳动力去工业化的效应在全时段样本下显著，但劳动力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效应仅在2009—2018年区间样本下显著，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与部门间生产率差距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去工业化相关。（3）赶超成功与失败国家的经验比较也表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与协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跨越后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     

山西省产业结构的均衡分析

文章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了山西省各产业内部部门间的均衡性 ,并提出了改善非均衡性的政策建议。通过静态均衡分析 ,指出了目前产业内部结构的缺陷 ;通过动态均衡分析 ,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为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交互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的影响。在对2012—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不同矩阵下的静态空间效应和动态空间效应得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作用会对邻接的区域产生虹吸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却能够为经济关联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试论工业部门结构的开放性

工业部门结构总是处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对工业部门结构的开放性的考察,就是对工业部门结构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一定的工业部门结构有两方面基本环境:一是作为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一部分,以国民经济整体及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为外部环境;二是作为世界范围的工业生产系统的一部分,以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及其它国家工业生产系统为外部环境。一、工业部门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开放性 (一) 工业部门结构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关系工业部门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之间是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广州市工业产业结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包括产业间资源的配置状态、发展水平以及技术经济联系.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2010-2014年5年间广州市的32个工业部门的行业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按各行业的区域增长份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和区位偏离份额三大指标的不同状况,把研究的32个部门分为四大类,汇总分析结果可知广州市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基本趋于合理,但各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应针对各行业的具体状况来制定发展规划,才能切实起到促进行业发展的作用.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关系,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大,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非工业部门则对电力较敏感;新技术的应用、新产业的出现、新能源的推广,推动了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改变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传统的内在联系。     

非均衡的经济动态模型

本文旨在按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建立一个非均衡的内生经济动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源于部门内和部门间关系的内生变量导致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上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市场的非均衡过程、存货调节机制以及经济人的最优行为和适应性行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进行模拟的。静态性质及其稳定性是作为一般市场动态过程的特例加以讨论的。     

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部门,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联动效应.本文基于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理论,首先梳理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然后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1992-2012年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扩大、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对金融发展产生引致需求,最后提出了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发挥政策性金融导向作用三项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生产率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模型中。文章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然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表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通过差分回归模型和协整检验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在1980~200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中国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变化趋势基本相符: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趋向于贬值;而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于升值。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央行新创设了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负外部性产业与为之提供针对性信贷的垄断竞争银行部门,本文对两类数量型和两类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基于贝叶斯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分析,四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外生冲击均有效,且主要通过定向影响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而起到信贷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基于改进的政策前沿曲线评判框架,本文发现,非对称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结构升级。     

非均衡部门增长的成因及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非均衡部门增长的成因及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田晓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国立发展研究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市场体制全方位“挂钩”的战略转折中，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部门间的非均衡增长也在加剧，而最引人注目的非均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