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变化及结构效应的影响

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本文对1988-2005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88～1997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趋势,生产率增长效应是主导因素;而在1998～2005年,地区差距显著缩小,其决定性因素则是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结构转换效应.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效应分解——基于扩展的Nordhaus指数方法

Nordhaus指数方法是一种有效且已较广泛应用于测量生产率增长的方法。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地区间要素变化或流动导致地区要素比例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力要素角度对Nordhaus指数方法进行扩展,以中国劳动生产率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导性的驱动因素,其他效应影响相对较小但近年来有日益增大趋势;各效应时序变化有较大差异,纯生产率效应波动较大,其他效应较小;扩展模型中的劳动力地方结构效应与地方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比例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地方差异。     

去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通过28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城市地形和省级审批建设用地占比构造的工具变量，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过快、过早地去工业化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以及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为新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低经济增长率之迷:结构变迁视角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由非服务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基于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大国结构变迁促进了服务业快速增长,但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增加及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对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程度微弱,资源再配置的综合作用对经济增长率提供负0.16个百分点的贡献,导致经济大国在后工业化时代平均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维持制造业的投资水平以保持适度的工业化水平以及对从非服务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行适当的再就业培训,是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维持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的必要途径。     

部门生产率、汇率与结构性通货膨胀——基于B-S假说的拓展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频发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有结构性原因。基于B-S(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分析结构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内在机理,然后利用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对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原因,货币供给量、汇率也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市场扭曲 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建立了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部门效率差异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特征事实。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是导致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减弱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则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些结果证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政府可以实施放松服务业进入规制和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等政策,提高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增长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而服务业的发展在有利于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生产率提高相对缓慢的特征。无论是理论分析抑或是实证研究我们均不能得出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有显著效应的结论，因而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借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33个后发追赶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和结构性指标进行了实证比较。结果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经济增长,而收入分配较公平、政府治理能力强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条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长期过度依赖投资和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且贫富悬殊、权力腐败问题突出导致政府治理能力削弱、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经济指标长期徘徊不前。指出后发经济体须针对这些因素进行相应改革,方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是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实证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揭示了我国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时间阶段性与区域差异性。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考虑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的宏观能源回弹效应估算

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引致的宏观能源回弹效应影响广泛但相关研究不足，本文使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和LMDI指数分解法，分别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构建估算模型，进而估算我国2005年—2019年含6个细分部门的整体经济和含18个细分部门的工业能源回弹效应。研究显示，在整体经济和工业层面，技术进步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在研究期内一直存在，结构变化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仅在部分年份存在。近年来，工业结构变化呈现如下趋势：即仅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有促进能耗强度下降。本文的研究可为进一步完善能源效率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县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测度及决定 ——基于中国1 820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 820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估计要素弹性，进而测度县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同时构建空间误差计量模型对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结构红利占县域GDP总值的444%，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35%。劳均资本、劳均土地等变量对结构红利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结构红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区域一体化政策、要素流动与居民获得感提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区域一体化政策实施的意图是通过弱化要素流动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提升居民获得感。本文从交通互联互通、行政壁垒弱化、经济合作和劳动力流动四个角度构建政策措施指数，从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改善居民获得感两个层面研究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区域一体化政策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可对等地提升居民获得感，行政措施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政策措施。（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居民获得感提升的客观基础，区域一体化政策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3）区域一体化政策中的交通措施和行政措施通过引导资本形成扩散效应能显著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渠道。     

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乡村公路建设，从理论上说明了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公路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三级、四级公路建设显著缩小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乡村二级公路建设对附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即促进了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公路建设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乡村公路建设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虹吸效应，从而扩大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决策影响。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估计数据要素与研发决策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据要素赋能资本、劳动要素后的要素深度融合,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与劳动密集型工业相比,数据要素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将研发决策纳入后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对资本密集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囿于高风险的利用型研发决策则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探索型研发决策能够促进数据要素赋能传统要素,二者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工农业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工农业内生增长模型,考虑了工业与农业生产率差异和工农业溢出效应,分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工业部门资源配置优势以及全社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业部门因其生产率优势、溢出效应而具有资源配置优势,但农业发展滞后也会限制工业资源配置优势扩大;同时,全社会经济增长受工业增长、工业对农业溢出效应及农业增长共同影响。因此,工农业既存在资源竞争,又存在协调发展需要。     

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

中国工业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计量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判断。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成为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会很强烈,直到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带来递增收益释放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