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分析

文章基于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起到了抑制作用。从东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和抑制作用。从中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对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西部地区来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均对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人力资本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

在理论分析物流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理与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物流产业集聚化发展的空间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物流产业区位熵系数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上、中、下游各地区间的差异化特征明显.文章认为长江经济带各级政府在促进物流产业集聚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充分调动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准确把握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溢出效应,促进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在区域内实现良性协同发展.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要素集聚与区域生产率增长比较研究

笔者研究了我国地区要素集聚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通过计算各省就业密度和就业集中度指数发现,在我国的确存在地区劳动力集聚的情况.通过计算各地区的劳均资本存量的绝对差距指数和相对差距指数以及运用马尔可夫转换矩阵的分析,发现我国资本存量在省际间具有明显的两极化趋势.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算的结果发现不同地区要素集聚的规模弹性效应差异很大,并且中、西部地区的规模弹性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已经出现要素集聚过度的特征.     

关中城市群空间集聚扩散效应实证研究

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空间形态演化最直接的动因,本文分别运用熵测度指数、均匀度指数与城市流强度对关中城市群空间集聚扩散效应的整体趋势、空间要素分布均匀度程度与各主要城市对外辐射能力进行分析,得到关中城市群整体目前处于强集聚阶段,集聚效应突破行政界线,各城市的对外辐射能力表现不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发展阶段与主要内容: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兴起和繁荣三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区住选择、投资战略和投资效应四个方面,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

理清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间的互动关系对实现我国"绿色、创新、开放"三大理念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利用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创新,而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地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但对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基本一致。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CM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迅猛,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都有了迅猛地增长。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利用2001年至2010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些政策建议。     

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在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过程中,制度与文化的交融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鸿沟可能是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已注意到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但缺乏对非正式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关注.文章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阐述了海外华人网络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全球195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数据,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和影响途径.研究表明:(1)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2)在海外华人越来越集中于高技能与OECD国家的背景下,高技能华人的网络与OECD国家的华人网络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明显;(3)从制度距离的角度来看,海外华人网络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与经济体中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海外华人网络能够弥合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文章对当前我国“走出去”战略推进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文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及投资地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少，这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应该改善和创造条件，发展和扶植对外直接投资；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则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     

1990年代以来江苏省FDI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以江苏省65个县域为研究地域单元,通过构造相对FDI指数,运用马尔可夫链、空间马尔可夫链的数量分析方法及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江苏省1990年代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集聚与扩散水平进行测度与研究.分析了区域的邻居环境状况对其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及其水平类型转移的影响,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与扩散原因做了解释.     

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关系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也是我国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提高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也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等考察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差异、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变化趋势与全国一致，中部、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投资存量增长速度较缓慢，同时全国投资总体差异波动增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异；2014—2020年间中国各省农业对外投资存量高值集中区由东北方向转变为东南方向，投资存量的分布态势由随机分布变为集聚分布；区域因素、产业因素和制度因素均会对农业投资带来影响，但各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据此，为扩大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和优化投资布局，提出加强政策引导、发挥投资水平较高区域的联动性、探索农业对外投资水平提升的区域差异化路径等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贸易——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2003-2017年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就中国对亚欧中部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双方农产品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报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的现状,通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莫兰检验、总体模型回归分析、空间效应分解等实证方法,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利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农产品贸易,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对中国与东道国周边国家农产品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文章建议在中国与亚欧中部国家农业合作的过程中,在重点国家投资一批重点项目,发挥其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农业生产能力,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互联互通,降低贸易成本,以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提升进出口农产品的质量.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区域差异.全国、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要远远小于其长期效应.     

我国金融产业集聚研究——基于空间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间金融产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金融产业发展差距不断加大,且在我国已形成了以"长三角"为中心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应根据区域禀赋原则稳步推进各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区位选择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启示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也令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日本对外投资的经历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结合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背景及投资特征的研究,本文建议我国应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避免国内企业扎堆式的出海,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