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行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的缺陷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首次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一。但由于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影响,现行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将对其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探讨。     

刑事和解的界限浅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轻微的公诉案件发生后,在调停人(一般为公力机关)的帮助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在侦察、起诉、审判阶段基于加害人的认罪,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刑事和解制度旨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被害人的一种权利。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故必须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从适用前提、案件性质、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加以限制。     

浅析我国刑事审判模式的完善

刑事审判模式是学界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对刑事审判程序进行简化和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刑事诉讼审判模式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的完善程度,关于刑事诉讼审判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和司法机关普遍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诉讼审判模式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本文联系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进行简单的分析我国刑事审判模式所存在的问题进而浅析我国刑事审判模式的改革和完善。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外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简析

自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以来,不论法学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一直都以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作为研究的主题,极少从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的角度进行考察。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兴起和人权保护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才逐渐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方面的缺失,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探讨。因此,研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对建立我国相应的制度必定大有裨益。     

美国IPO注册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借鉴美国IPO注册制的成功经验,本文揭示了美国IPO注册制的核心要素,阐述了美国主板市场IPO注册制具有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以各参与主体归位尽责为基础、以综合性执法为保障等基本特点。结合中美两国制度环境差异分析,研究提出了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中国IPO注册制改革核心、确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制度、完善与国情相适应的配套制度等政策启示。     

论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撤回公诉制度存在法律规定模糊、实际操作混乱的问题,直接侵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本文通过对撤回公诉制度的司法依据和运行现状的分析,提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的具体建议,以期规范撤回公诉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浅论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全易受到国家暴力的侵犯,其权利的保障就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在我国"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观念仍有残留,侦查权的扩张更加突出,而以检察监督为主的控制方式又有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应对侦查权进行合理的控制,同时,应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实现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制衡,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是对社会关系的侵犯,对犯罪的追诉权利由国家行使,由此导致对被害人人身、财产及诉讼权利的设定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在国家社会利益的名义下被边缘化,其被侵犯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回复,亟待构建相应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     

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必要性研究——以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从九七年一月一日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由“纠问式”转型为突出强调控辩审三者诉讼职能的“控辩式”,新的庭审方式要求作为重要诉讼参与人的证人出庭陈述证言,接受法官的询问。因此证人出庭成为这种审判方式得以顺利实施的重中之重。然而证人出庭作证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证据资源显得更加僵乏,影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更是对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种损害。鉴于此,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已变得非常重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刑事被害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但由于立法规定的比较简单，该制度在司法适用时存在较大争议。现有的司法实践中，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理念应转变、赔偿主体及范围还没有理顺、不能很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反思起诉书一本主义

起诉书一本主义所代表的预断防止理念,是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制度发展的当然结果。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本身不注重防止法官预断,但直接、言词原则,辩方阅卷权与心证公开等制度,同样使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得以贯行。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阅卷审判"现象,与法官预断无必然联系,起诉书一本主义不能确保庭审实质化。中国的改革适当借鉴职权主义的做法。     

论中国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并深受”探知真理”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程序的设计完全以管制思想、权力支配观念为基础,在实践中也具有被害人被忽略、犯罪改造不理想、社会关系不利于修复、案件积压、司法成本高、浪费了司法资源等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弊端。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诉讼分流、满足不同主体利益、化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和冲突等司法功能。文章认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改革十分必要,可以弥补正义的不足,进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

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如何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制度上来。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执行难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续已久的"痼疾",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本身的程序设计是导致判决结果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概览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以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对其程序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对策即通过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来实现。     

关于刑事自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自诉制度通过将特定刑事案件的起诉权赋予受害人,能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刑事自诉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认为刑事自诉权应当包括被害人对自诉案件是否起诉的选择权、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控告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权等三项权能;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应当限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在诉讼的过程公诉权和自诉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相互转换,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

审级制度是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这一制度在一定时期起到保护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公平和效益的诉讼价值目标的作用愈加重要,两审终审制的缺陷日渐显露。多数国家实行的三审终审制具有借鉴作用。为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实行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保理纠纷审判规则推动保理业发展分析——天津高院保理审判纪要解读

保理属无名合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明显欠缺,天津高院近年两次出台保理纠纷审判纪要,对保理合同的法律关系、构成要件、诉讼、权利竞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救济等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本文介绍了天津高院审判纪要的创新与亮点,梳理保理业务涉及的法理与风险点,结合地方法院的审判思路对保理产品设计与管理提出应对建议.     

新《证券法》下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司法审查——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范本

全面实行发行注册制容易引发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证券群体性纠纷。2020年新《证券法》第95条规定了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并驾齐驱的“双轨制”诉讼，克服了集体行动难题和公共执法不足的两大流弊。然而，作为我国首例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康美药业案，并未提及“双轨制”诉讼程序转换的司法审查要求，无疑会产生诉讼选择困惑、审判实务疑难、法律规范难以预期等结构性矛盾。对此，我国亟须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3条为借鉴，完善中国式证券欺诈集体诉讼的默示要件、先决要件和维持要件。其中，对于先决要件的实质审查，法院应重点关注众多性中的非数量要素、聚焦“定性而非定量”的共同性问题、把握典型性中的诉请本身是否利益一致、判断充分性是否嵌入正当程序之中。同时，法院也要对投资者的声明退出加以审查，避免道德风险引发“诉讼失灵”。     

我国刑事质证存在的主要问题

刑事质证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该诉讼活动对于推动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权,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质证制度的规定极为不完整,显得极为粗糙,不易操作。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刑事质证制度的不完整,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审判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有效运作的"瓶颈",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