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农业合作(集体)化实践和比较分析

中国和苏联的农业合作(集体)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基本一样,都是急风暴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都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其背景也基本相似:都是小农经济的国度;但其国情也有不少不同之处.对这种差异的分析表明,当时的中国更不应该、更不可能走上合作化之路.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

本文简要回顾和分析中国近40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绩效的关系。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之前，农村没有高效率地利用农业资源；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农业在较短时期里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市场深化过程中，农业结构发生调整，农业生产追寻比较优势，但1980年代中后期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目前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地区差异贡献不大。     

新时期中国科技兴农的现状与成因分析

科技兴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科技兴农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农业科研与推广的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农业科技研发存在缺陷；农民应用农业技术的能力较弱；科技兴农的法律保障薄弱；基层农业科技人才资源短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其原因主要有：中国科技兴农的起步晚，底子薄，经验少，制约了中国科技兴农工作的进程和成效；农民对科技投入、应用的积极性不高；农业技术成果商品化程序和转化利用率不高，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业科技人才的严重流失，部分领导不重视科技兴农。     

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观

活劳动创造价值，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凡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社会提供有用服务的活劳动，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管理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资本品、土地等自然资源参加生产过程．是生产要素，但它们本身不创造价值；不是所有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行为都是剥削。     

我国的农业地域专业化生产

一、搞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也要实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实行专业化生产,这点已为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这些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行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过程,美国、西欧许多国家都如此。在那里,问题比较明显:他们搞农业现代化,主要是抓机械化、电气化,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不实行专业化生产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     

关于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查

关于河北省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查□王剑郑雷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在今天，谁要是不了解这一点，不了解其基本情况，就没有发言权，尤其是在制定和调整有关方针政策时，更需要深入农村，认真了解农民和农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下面这篇...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通向现代工业国之路

在考察中国农村经济与通向现代化工业道路问题时，我们集中分析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指标：农业生产力、产品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农业研发体系能够为农业生产力增长提供先进的技术，并成为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和地区间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都在迅速提高；虽然土地租赁市场规模不大，但它也在崛起。这些结果说明，中国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发展农业产业循环经济是武陵地区农村的必然选择

农业产业循环经济，是指把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运用于农业经济发展体系中，充分利用高科技成果和手段，降低农业生产过程的资源、物质投入量和废物的排放量，形成农业的种养加、农科教、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眭循环体系。它以“量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基本特征，要求在农业生产输入端合理控制自然资源和现代化产品的投入，实行资源节约和污染预防；在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重复使用进入系统的生态资源；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对策刘苍劲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     

对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理论的反思

改造小农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其关键是如何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的现代化是否同工业一样，也存在一个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通过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问题是如何改造小农经济理论的传统理论形式。而如何改造小农经济理论的现代理论形式是以如何实现中国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理论出现的。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这一难题以传统与现代两种理论形式再现了中国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变迁史。回顾与反思这个问题必将对中国农业发展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指出正确的理论议方向。     

寻找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制度供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和动力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决定了统购统销是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寻找保证工业化资本积累的组织制度供给,成为建国后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主题,也是其不断加速前进的巨大驱动力。集体化组织形式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加速演进,使得工业化资本积累最终获得有力的组织制度供给而得以顺利实施。     

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与人口生育——以日照市东村为中心（1949～1973）

过去关于集体化时期高生育率研究着重于家庭经济支撑能力对生育的影响,认为子女的经济效用刺激了家庭的普遍多育。本文通过实证材料分时段、分家庭人口结构具体分析了集体化时期子女的经济效用,发现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多生孩子对家庭经济支撑能力的贡献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不是“财富流”而是集体财富的分配模式成为影响家庭生育的重要因素,具体体现在“吃大锅饭”对家庭经济支撑模式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普遍多育的表象下面涌动着节育的要求,生育意愿的代际差异逐渐呈现。     

关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思考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虽然在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但其快速发展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目前的区域集团化组织不仅数量大量增加,而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集团化组织,它们的经济、乃至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Voluntary collectivization: A model of producers' institutional choice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rural collective socialism is analyzed by modeling a village with both a collective farm and individual household plots. Labor is freely allocated by each household, and both the division of land between sectors and the system of distributing the net collective product are determined by majority vote, each household being equally represented. The effects of varying parameters of productivity, rent, and aggregate responsiveness to individual labor allocations are examined. A discussion of the model's relevance to Tanzania, China, and to the concept of voluntary rural collectivization concludes the paper.     

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将中国近60年的地权变迁过程分为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和土地规模流转三个阶段加以回顾,考察了其中发生的产权权能细分、主体身份变化、市场范围扩展和经济绩效变动等几个特征性事实,并以一个基于Spence-Dixit-Stigliz框架的模型刻画了从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业化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地权细分和流转交易,从而为复杂产权理论提供了一个经验证据,并揭示出产权细分是复杂产权实际实施的一个重要途径,因而不存在绝对有效的产权安排,只能在状态依存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相对有效的产权结构。     

集团化经营及物流的集团化

文章在对集团化经营的基本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物流行业发展中面临的具体情况，就物流业实施集团化经营所涉及的物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发展和物流业集团内部管理体制创新战略作出具体分析。     

论长春—吉林城市整合发展

基于长吉两市的历史演变过程及现状基础,结合21世纪经济发展全球化、区域集团化和城市发展协作化的趋势,本文提出了“长吉整合”这一促进城市与区域共同繁荣进步的发展途径,并论述了选择这一途径的客观基础和历史必然;同时,初步探讨了长吉两市整合发展的切入点和区域效应。     

基于前后台分离的乡村旅游集团化结构研究

将前后台分离原理引入乡村旅游区的规划与经营,提出了一种新的旅游区空间构成模式和运营方式。即在集团经营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区进行前后台分离并将部分后台业务剥离出来构建统一的旅游后台业务共享中心,实现后台业务的集约化甚至产业化,以有效解决乡村旅游目前存在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服务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并从环境、服务质量和经营成本三个主要因素出发,通过建立定量模型论证了前后台分离模式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可行性和成本优势。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Hungary

From a number of perspective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Hungari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quite successful. Five decisions contributed to that success: collectivization via the carrot rather than the stick; transformation of cooperatives into the backbone of Hungari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symbiotic conditions between socialist and private agriculture; decentr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decisionmaking; and fostering of development of new institutional forms that contributed toward the rapid spread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Personal incomes have become more dependent on profit; relative profit opportunities among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nd marke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input, output, and marketing decisions.     

Breaking up the collective farms

The de‐collectivization of Vietnamese agriculture was a crucial step in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assignment of land‐use rights had to be decentralized and local cadres ostensibly had the power to capture this process. We assess the realized land allocation against explicit counter‐factuals.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we find that 95–99 percent of maximum aggregate consumption was realized by a land allocation that generated lower inequality overall, with the poorest absolutely better off. We attribute this outcome to initial conditions at the time of reform and actions by the centre to curtail the power of local el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