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资源错配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改变了市场要素供给结构，为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制。基于资源配置理论，采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多维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使用静态和动态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源错配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要素错配显著影响当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中国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替换变量和引入工具变量后，其改善效应具有稳健性；(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度等途径间接改善资源错配；(3)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空间效应，能够有效改善本地区资源错配，但会加剧邻近地区资源错配；(4)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能过剩水平较高、资源配置过度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较强。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资源配置视角加深对数字经济红利效应的理解，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改善资源错配现状、释放过剩产能，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论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这些只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及转换增长动力的结果。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是从要素的行政化配置转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完善要素市场入手,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解决要素错配与扭曲和创新不足问题、降低基础性成本。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要素市场的前提,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结合起来,而激励结构是由制度及产权决定的。产权保护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是否具有溢出效应?

文章将服务业纳入工业生产函数,构建了动态两部门模型,以此为基础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并将其分解为技术外溢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进一步又采用了2003-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就技术外溢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技术外溢效应,中西部城市大于东部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大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就要素配置效应而言,整体上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负向要素配置效应,但大小城市均呈正向效应而中等规模城市则呈负向.最后,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城市生活性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而生产性服务业则相反.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

中国"十三五"规划对环境污染提出更严格规制标准的同时,现实中的地方保护及其引致的资源错配将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突破传统分析仅考虑宏观投入产出要素的局限,将社会居民的健康因素纳入微观分析框架,基于关联网络数据包络分析将中国各区域总体绩效分解为宏观经济发展绩效与微观环境福利绩效。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以市场分割为具体表现的地方保护将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致加剧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对区域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尚不明显,对微观环境福利绩效却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将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其他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表明区域环境治理问题存在高度紧密的空间关联性和"治则两利"的典型特征。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当前要素市场改革的主线与制度保障建议

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改革的非对称性越来越不被经济系统所容忍,与未来发展目标相违背。要素市场扭曲主要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为特征,对我国居民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造成了明显的错配效应。因此,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应基于收入分配关系调整这一主线。沿着这一主线,我国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行为导向的转变。政府必须向致力于"藏富于民"的服务型政府转型,使行政力量在要素市场上适当退出,坚持政府经济职能体现出更多的服务性质。     

要素转移、产业结构演进与海南生产率增长研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前后期"结构红利假说"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3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海南经济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估算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比较分析两阶段生产要素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关系、三次产业生产率差异、产业结构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结论如下:海南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均具有单调性;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内部增长效应;劳动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一直成立,而资本要素转移"结构红利假说"只在前期成立,1993年房地产泡沫对海南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去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针对我国近年来的“去工业化”现象，本文通过28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城市地形和省级审批建设用地占比构造的工具变量，从土地资源错配视角考察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过快、过早地去工业化不利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而土地资源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双重错配是导致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以及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增强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为新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业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基于企业进入退出的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金融部门主体的银行业应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问题值得关注。文章利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如何推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可以改善信贷配置结构进而有效地降低行业资源的错配程度,提高行业生产率。中小银行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僵尸企业”的生存风险,迫使其退出市场,还可以缓解高效率企业生产扩张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高效率企业成长。因此,银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化解“僵尸企业”难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如何影响劳动力错配 --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要素的优化配置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2006—2016年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异质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机制存在异质性.专业化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程度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在专业化集聚程度较弱时,集聚能够改善劳动力错配;随着专业化程度逐渐深入,集聚开始恶化劳动力配置.多样化集聚对劳动力错配的优化强度随集聚程度加深减弱.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结构作用于劳动力配置.研究结论对改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要素错配具有参考价值.     

我国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WIOT2016和ADB—MRIOT构建了我国2000—2020年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估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整体和分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农、林、牧、渔业的配置效率持续改善，而金融业的配置效率持续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我国2000—2015年要素配置效率逐渐下降的主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明显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及最优配置水平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反事实分析表明，配置效率改善具有较大的生产率效应，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在达到美国和加拿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分别提升28.02%和25.23%,处于最优状况下可提升约37.3%。为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在市场间自由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扭转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增速普遍下滑的趋...     

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要素市场化改革与供需结构错配

我国服务业部门GDP占比偏低,而工业部门长期受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困扰,这种三大产业层面上的供需结构错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构筑了一个包含土地生产要素的三要素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结构变迁模型,证明当存在某些体制性障碍导致服务业部门无法顺利地吸纳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流入时,那么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生产要素就只能更多地流入到管制较少的工业部门。在产品间不完全替代情况下,这种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会导致服务业部门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现象并存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依赖外部需求。因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是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市场冲击、要素扭曲配置与生产率损失——基于出口企业订单波动的经验研究

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出口企业扭曲(或错误)配置劳动力要素,本文通过Blinder-Oaxaca分解法将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外部市场的订单(业务)波动类型分为四组,以此考察不同波动情形下资源错配的企业生产率损失。市场处于膨胀期(订单增长期)的企业相对萧条期(订单递减期)企业由此会付出更大的生产率损失,即"市场机会损失"更显著;订单外销导向(比内销导向)的要素扭曲配置代价更高,即存在显著的出口"干中学损失"。此外,要素扭曲配置还会导致"多样性收益损失"。除了信息不充分,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发达造成的劳动力调整粘性,也会导致企业非意愿逆向调整(扭曲配置),进而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肩负社会(就业)责任的国有出口企业短期内缺乏劳动力要素调整的市场敏感度,因而抗订单波动的决策风险较小。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土地资源错配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支撑.文章讨论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逻辑机制,并利用中国城市和行业层面数据验证了相关假说.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低价过度出让工业用地、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双二手"供地策略是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2)土地资源错配进一步强化了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这表明土地资源错配的确是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3)土地资源错配对不同产业和产业内部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促进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对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土地资源错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化以及显著的时序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显著为负.     

资源错配、要素市场总扭曲及福利损失测算*——基于单位要素成本的生产率分解视角

通过引入单位要素成本指标,本文对佩特兰和勒文叟汉（Petrin and Levinsohn）的生产率分解模型进行了拓展,［1］得到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资源重置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经过测算显示,技术进步和要素市场总扭曲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样本期间资源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仅有324%,且日渐式微。然而资源错配造成的福利损失却依旧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2663%。这表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要素合理配置的空间已经耗尽,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固化”倾向,进一步的资源重置应来自对现有经济结构的改革,以缓解资源错配。本文最后通过测算各地区的资源重置潜力,为区域结构优化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