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大核心CSSCISSCI

去杠杆问题不仅是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杠杆率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却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政府、学术界等部门如此关注杠杆率问题的根源。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加杠杆帮助个人、企业去杠杆是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的主要做法。结合政府杠杆率空间的测算表明,中国政府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中国政府仍然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得到缓解。     

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

中国自2005年试点以民间资本为主要投资者、“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并首次采用“中央—地方”分层监管体制。中央政府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杠杆率上限,部分省级政府突破这一上限,而部分省份却因受到间接监管导致融资杠杆率接近为0。本文基于2011年全国457家小额贷款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融资杠杆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将金融分层监管改革视作“准自然实验”以控制融资杠杆率潜在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在当前融资杠杆监管政策下,不存在“覆盖率—可持续性”目标权衡。融资杠杆率越低和未突破融资杠杆率上限的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规模显著较大,农村贷款比例显著较低,经营可持续性和利润亦显著较低,表明融资杠杆监管政策既降低覆盖率,也损害可持续性目标。由于融资杠杆受限,小额贷款公司倾向于通过提高贷款集中度等方式追求盈利,可能会引致较大的潜在风险。     

批发融资会增强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性吗?——基于140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对2006~2016年中国140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杠杆变动具有明显的顺周期行为,但是批发融资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性,甚至使杠杆率呈现逆周期效应。批发融资对杠杆顺周期性的缓释作用在资产规模较小、批发融资占比较高以及杠杆率水平较低时较为显著。但2014年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在控制批发融资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缓释策略,增强了商业银行的杠杆顺周期行为。     

新形势下中国去杠杆应该怎么做?

当下新冠病毒疫情叠加中美博弈升级的国际环境,中国去杠杆之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分析中国的杠杆率变化情况,提出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中国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杠杆率高企,治理仍需综合施策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发生了变化,去杠杆作为中央经济会议的五大任务之一被提出,其中企业杠杆率高企是去杠杆的重要方面。本文着重分析了供给侧改革中提出的企业杠杆率高企发生的原因,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银行放低贷款审核、僵尸企业"死而不僵"以及企业发展思路偏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杠杆率高企有其必然的成因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高企的解决策略。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增加。企业的高杠杆率,为金融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企业去杠杆化刻不容缓。通过依托河南省73家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资金的现状及影响"去杠杆"的主要因素,并寻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杠杆率、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

选取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模型研究企业杠杆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存在既能促进创新同时降低风险的企业最优杠杆率区间,即当杠杆率处于9.3%~37.1%的范围时,杠杆率的提升能够最大地促进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同时降低创新风险;但当前我国大部分企业并未达到增加创新产出与降低创新风险的最优均衡。同时,不同规模企业杠杆率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大型企业促进创新且可规避风险的最优杠杆率的区间为杠杆率低于67.0%,中型企业为杠杆率低于22.5%,小型企业则是7.8%~17.0%的区间范围。应正确理解中央“去杠杆”政策,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力求在“降杠杆”和“促创新”之间达成最优平衡。     

杠杆要去也要优

<正>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对去杠杆提出的总体要求。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去杠杆不是简单的全面压降杠杆率,要去的是不合理的高杠杆率。在控制杠杆率的同时优化杠杆的分布,杠杆率该降的必须要降,过低杠杆率该加的也要合理增加,要在去杠杆的同时引导资     

中国企业去杠杆需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吗?——加息和缩表的比较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微观溢出效应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提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需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并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利用2002年第四季度-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沪深A股1023家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两类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缩表在初期对我国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但不存在长期溢出效应;而加息在初期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对我国企业杠杆率存在长期溢出影响。在溢出方向上,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我国企业杠杆率。在溢出结构上,企业融资约束越严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企业杠杆率溢出效应越明显。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析——以宜昌市为例

去杠杆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一,了解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状况,对于实施供给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调查的角度研究了当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现状、影响去杠杆进程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杠杆率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来自中国债券市场自然实验的证据

杠杆周期理论表明,杠杆周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产的质押率(相应地,杠杆率)上升会提高资产价格;由于杠杆率一般是内生的,所以在实证上一直很难确立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次运用2017年1月到8月中国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数据,利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同类债券的不同质押率规定的自然实验,对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债券的可质押属性可以提高债券的价值,这验证了杠杆周期理论的预测,即杠杆率上升会使得资产价格上升。因此,杠杆率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是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工具,也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叠加贸易摩擦下的去杠杆路径

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去杠杆的重点仍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以及房地产、产能过剩领域。宏观杠杆率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稳态关系,稳杠杆应着力于合理把控债务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企业杠杆率的下降有赖于产权比率的降低、 ROE的提升和总负债增速的下降,通过提升创利水平来降杠杆是可取之道。信贷周期和金融周期均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经济下行期叠加贸易摩擦背景下,宽泛的去杠杆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去杠杆应注重杠杆资源优化配置,纠正杠杆错配,鼓励和支持好的合理的杠杆,降低落后的、过剩的、低效的杠杆,从而提高杠杆资源利用效率;去杠杆还应注重与监管周期协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效能。     

我国居民房贷杠杆测算及未来趋势研判

本文比较了我国与美日居民部门房贷总杠杆率和边际杠杆率,重新测算了我国居民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并在不同情景下,对我国居民实际购房交易杠杆进行估算。此外,从房贷偿付能力、房贷偿还压力、居民部门贷存比等角度,对我国居民部门房贷加杠杆的空间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虽然房贷总杠杆率仍略低于日本,但边际杠杆率远超美国和日本当前水平,并已与美国的峰值水平相当。此外,我国名义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已从2012年的0.5倍上升至2016年的1.5倍,而实际购房交易杠杆倍数应已在2倍以上。综合各项指标,我国居民房贷偿付能力正经受巨大考验,已超过美日房地产泡沫前期,与此同时,我国居民部门已从年度资金净融出部门转变为资金净融入部门,未来房贷加杠杆的空间已越来越小,房地产加杠杆带来的泡沫风险应引起高度警惕。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