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资源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资源配置视角,利用中国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显著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招拍挂出让的抑制效应高于协议出让,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2)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服用地的两种供地策略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一步加剧土地出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3)相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导致区域资源错配效应,通过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创新水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4)地方政府举债动机与经济增长目标动员显著调节了土地出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应规范管理土地出让金,有序推进土地出让制度改革,统筹考虑地方政府举债动机和经济增长目标动员,缓解土地财政负向效应;应强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渐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垄断.     

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影响 因素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产增长、人力资本、企业利润、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劳动比、企业存货起明显的负向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等变量几乎不起作用。研发投入、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的实证结论与人们的正常预期不同,研发投入对生产率要么不起作用、要么起负向作用,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对生产率起着扭曲与阻碍作用,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导致了上述结论。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工业用地的出让和经济效率

作为政府推动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探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资源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由工业用地微观交易数据、五年规划中重点产业信息、夜间灯光数据，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而成的数据库，探究了产业政策对地方政府工业用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产业政策导向的土地出让对工业用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地理空间匹配的估计表明，处于重点产业的企业的拿地价格显著低于处于非重点产业的企业，且地块面积显著更大。相比于中央重点产业，地方重点产业的影响更大。非市场化出让方式是地方政府对重点产业实现土地要素倾斜的重要但并非唯一途径。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配置效率分析表明，产业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业用地的经济产出和资源配置效率，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工业用地资源错配的现象。以上结论为理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中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提供了现实依据。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县域层面的证据

本文关注工业用地挂牌出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土地出让数据,研究发现县域挂牌出让工业用地的面积比例越大,辖区内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抑制效应就越大。该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同时,该抑制效应在中西部企业、远离省会城市企业以及高资产企业中会被强化。机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挂牌出让会通过预算支出缺口效应、企业利润收缩效应和劳动力平均报酬下降效应这三种途径,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显示,工业用地挂牌出让还会加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不利于缓解地方经济资源错配问题。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应当持续推进土地出让制度市场化改革,建立垂直化管理的土地出让效果评估机制,从而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最低工资、劳动密集度与企业退出

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劳动密集度企业的异质反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退出概率。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提升会通过影响产品成本加成率、行业市场份额、企业生产率来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影响其退出概率。本文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有利于产业资本深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进口产品种类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统计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企业层面研究了进口产品种类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产品种类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加工贸易进口产品种类增加、高技术行业进口产品种类增加、中间品进口产品种类增加、西部地区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产品种类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据此,政府应继续推进进口贸易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扩大进口产品种类;同时,企业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企业对进口产品种类技术外溢的消化吸收能力和竞争意识。     

用地管控、财政收益与土地出让:央地用地治理探究

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管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反应。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数据和城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的研究表明,反腐查处推动强制竞价出让改革,增强了单位租金水平对土地出让的反向影响;而2009年后单位用地投资规模考核则通过省内城市用地锦标竞争和投资生税示范效应,对本地土地出让产生正向激励。单位用地投资规模考核遏制了单纯扩大投资总规模和工业企业数量的冲动,促使地方政府"腾笼"和"培育"齐进行,最终提高了辖内户均工业企业投资规模,这既能符合考核目标又能提高工业财政收益。研究表明,纵向垂直控制(包括反腐治理和中央政府管控地方政府建设用地)与横向锦标赛体制相结合已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其成因包括政治激励和财政收益,而最终结果则高度依赖于"任务规则"及相应机制变量设计,这为理解央地之间用地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及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能够缓解企业间资源错配吗——来自高铁建设的证据

利用2009-2013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建设对企业生产率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来看,高铁开通促进了企业生产要素流动,降低了生产要素在企业间的错配程度,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并且城市可达性水平提升越多,开通高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作用就越大;从行业异质性来看,高铁开通更多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及生产率的提高;从城市规模异质性来看,与大中城市企业相比,高铁开通对小城市企业生产率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较大。     

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

本文借鉴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将中央政府的若干治理手段嵌入到地方政府地价决定函数中,对财政收入最大化与地方政府地价竞争的治理策略做比较制度分析。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在地价决定中具有产业间边际财政总收入均等化的动机,适度提高农地征收价格以及服务业税负,有助于压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空间。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只对那些租赁而不是持有地产的经营者才有效,可以考虑适度增加住宅所有者的税负来实现“增税降费”的财政收入结构调整,同时继续维持对营业场所以租赁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税收优惠。     

中国工业用地利用的数理分析与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低下,低成本过度扩张问题日益突出.文章通过构建新古典土地利用模型对最优工业用地出让数量、影响工业用地过度扩张的因素及工业用地过度扩张的工资效应进行了数理分析,并利用1986-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追求工业总产出最大化导致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在土地收益被企业和政府攫取的情况下,工业用地出让数量的增长将导致居民边际工资收入下降.解决工业用地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并明确土地收益用途.政府通过提高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来抑制工业用地扩张具有较长的政策时滞,暂停审批短期有效,但会招致剧烈反弹.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FISCAL EXPENDITURE AND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 CHINA: THEORY AND EVIDENC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industrial land price in China, a stylized fact discovered by bivariate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model shows that if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growth is sufficiently high,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an incentive to increase public spending in exchange for the reduced demand for industrial land by charging a higher markup and driving up the industrial land price. Therefore, we obser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industrial land price. (JEL D42, H72, R51)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吗——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要素市场扭曲、绿色创新效率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会阻碍绿色创新效率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并削弱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门槛效应表明,在高技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以上结果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国有企业对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的非对称影响

要素市场化的滞后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则是其重要表现.文章从国有企业的视角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一方面,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使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获得了大量资本,加剧了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功能以及工会的作用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高于非国有企业,反而有可能改善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本文测算了171个三位数行业的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但是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小.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国有企业在提高劳动者收入上的作用值得肯定,但降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保护,将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