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细分行业技能资本替代弹性与技术偏向性

本文基于多要素投入框架系统考察了资本、三种技能劳动和不同技能劳动内部之间的替代弹性、行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其偏向性。研究发现：一是我国细分行业的资本—高技能劳动表现为互补关系,资本—中低技能劳动在多数行业中表现为替代关系,并且资本—低技能劳动替代弹性呈现先上升后小幅下降的倒“U”型趋势,本文测算的要素替代弹性时变特征可以为解释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提供理论依据;同时,高技能—中低技能劳动在多数行业中表现为互补关系,意味着相比于高技能劳动,资本对中低技能劳动的替代性更强。二是我国细分行业的全部技术水平及国内技术进步水平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多数行业的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与全部技术进步水平增长率的差距在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国内技术进步水平增长率赶超全部技术进步水平增长率的趋势,这一特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说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有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趋势。三是我国细分行业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和高技能劳动,技术进步增加了资本与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同时降低了中低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并通过提高高技能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对增长率削弱了收入分配偏向资本的程度,该结...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理论分析

人工智能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能同时增强资本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并对传统行业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本文以人工智能的三种效应为基础,建立两部门理论模型,发现如果人工智能是资本偏向型技术,将有利于人工智能部门转型升级;如果人工智能是劳动偏向型技术,其溢出效应有助于关联企业转型升级。具体结论如下：(1)如果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当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资本的产出弹性将上升,劳动的产出弹性将下降,反之,资本与劳动互补时结论相反;(2)当两部门产品同质时,如果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传统物质生产部门,则随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资本和劳动力将由传统物质生产部门流向人工智能部门;(3)如果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如果两部门中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的增强效应大于劳动力,则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分配给人工智能部门的资本比例上升,劳动比例下降,反之,如果两部门产品互补,则结论相反;(4)如果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弹性为1,当两部门产品相互替代时,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强效应之和,大于对传统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溢出效应之和,则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

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认为,资本一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1978—2008年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多数省区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

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认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替代弹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1978—2008年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同时,多数省区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支持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     

我国海洋经济技术进步偏向性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CES生产函数,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以我国2006-2015年11个沿海各省市的海洋经济相关数据为样本,估算了我国海洋经济的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偏向。研究结果发现：除上海市的海洋经济资本和劳动之间属于替代关系,其余各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资本和劳动之间均属于互补关系;同时我国各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技术进步均是偏向于资本的。     

市场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对中国12400家工业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考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重点讨论要素与产品市场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论文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给,会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工作激励方式、劳动者的谈判力量也会影响劳动收入水平和份额.     

中国劳动和资本税收负担及分配效应

正确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税收是调节劳动和资本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各项税收最终被劳动和资本负担，并影响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税收归宿理论和模型，全面测算了我国2002—2018年间各项税收对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税收负担及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资本税负一直高于劳动税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税负上升，劳动税负下降。其中，劳动的间接税负担持续下降，劳动的直接税负担持续上升，劳动总税负呈下降趋势；资本的直接税负担远低于资本的间接税负担；在各项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最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增加资本税负。税收的要素分配结果显示：间接税具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资本收入份额的作用，直接税则相反，综合来看，税收总体上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企业所得税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贡献率最大，年平均贡献率达到66.22%。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并运用1993-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了一个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这些发现意味着,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政府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劳动收入份额"U形"演变规律的新解释: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的视角

当前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已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更多地从产业结构、制度和劳动者谈判力等角度展开分析,相关观点对某一特定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却无法诠释世界范围内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为此,文章从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重新审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成因,采用供给面三方程标准化系统方法测算了全国及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上呈现资本偏向性,即更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出而恶化劳动收入分配地位.文章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要素禀赋结构、技术进步方向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发现,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决定了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演变规律,即劳动收入份额随劳均资本的增加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转折阈值约为6.381万元;我国多数地区处于U形走势左侧,只有部分地区跨越了门限值而进入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通道.因此,若要有效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应关注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     

城市群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微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下,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城市群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城市群政策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使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政府干预下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过度投资以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路径。当企业所在地的行政垄断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或者企业的劳动与资本要素互补关系较强时,城市群政策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城市群政策主要提高了普通员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从而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纳入城市群政策的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均得到显著提升,且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这排除了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而且对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劳动收入份额为初次国民收入分配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本文系统梳理了文献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标准。即使数据口径一致,劳动收入份额也很难完全符合Kaldor事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格局最根本的因素可归纳为经济结构转型、有偏技术进步、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三个方面,其他因素可通过它们间接地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分析倾向于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多由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解释,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差异还可解释国家间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同,而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则更多由产业结构变化所致。对有偏技术进步的探讨中,已有研究多围绕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增强系数的估计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实现展开。市场偏离完全竞争造成的扭曲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产品市场上,垄断和企业追求利润之外的目标均是代表性因素;要素市场中,重点讨论的则是劳动和资本的谈判能力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等。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是否会降低企业绩效

本文旨在考察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构建,选取1998—2018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时间段、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对劳动收入比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制造企业层面,劳动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并存在时间、地区、企业性质、人均资本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劳动收入占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影响企业产出,进而影响资本收益率;二是通过分配机制影响资本获得相对收入的多少,进而影响资本的收益率。为了促进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发展有效平衡,要大力提高劳动要素的议价能力,纠正简单将劳动收入占比与企业绩效二者对立的观点,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环境变化合理处理二者关系。     

资本项目开放对劳动议价能力与收入份额的影响 ——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本项目开放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基于不同方法、指标和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看,资本项目开放未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分样本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会对发展中而非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程度越大。资本和劳动要素议价能力的相对变化是形成上述结果的关键。进一步的分析证实资本项目开放显著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议价能力,但对发达经济体劳动议价能力未形成明显影响,从而为前述结论提供了机制支撑。在决定资本项目是否开放以及开放时机的选择时,应对包括收入分配在内各种因素的可能复杂影响加以充分考虑     

收入分配格局演变的微观基础——兼论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

在本文中,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在增加值中各占多大的比重。在企业层面上,税收制度不仅通过分配阶段而且深入生产环节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复杂影响。本文发现:为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必要减少间接征税。但从长远来看,其关键是劳动要素变得更加重要;改制提高了资本和政府收入份额,挤压了劳动收入份额;对于中国税收持续超速增长,实际税负上升是主要原因,间接税设计和重复征税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本文对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做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建议采用"减轻间接征税与加重直接征税并举"的策略。     

工业机器人使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以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伴随着工业机器人使用规模的扩张,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来看,当越过极值点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将会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因此,短期内政策的关注点应是在推动工业机器人研发与应用的同时,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构建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劳动保护制度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伴随着最低工资水平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会弱化,这意味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化劳动保护可以缓解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     

FDI、劳动异质性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一直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也是难点之一。文章创新性地采用模糊聚类方法测算了我国第二产业中各行业的劳动高技能性,推算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的工资比率、FDI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高技能劳动一般与资本结合得更为紧密,高低劳动技能行业工资比率的提高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2)FDI引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具有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同时,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初次分配更偏向劳动。不过,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因此,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