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下,因此驱使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路径向上拓展升级就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的制造业大国格局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使我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的路径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     

中国政府统计抽样调查制度的总体框架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政府的职能在逐渐转变,政府对统计数据的要求也在变化,这就要求政府统计调查制度也随之改革。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政府管理的特点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政府统计调查应该以抽样调查为主体,抽样调查队伍和机构应主要设立在地市一级,调查的指标体系和内容应该改革与调整,企业抽样调查应该采用名单框和区域框结合的双框抽样方式。对于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不仅应当汇总得出各种可用于宏观经济管理与分析的总量指标数据和分类数据,而且还应当建立起全部被调查企业和被调查家庭的数据库,供政府部门和国内的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微观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层次的研究。     

再论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目前关于产品种类扩大型和熊彼特质量改进型的技术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均较完善,但缺乏同时纳入两类技术变革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了包含两类技术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综合分析了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利用全素生产率核算方法进行了测算。测算发现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政府有意识的技术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12个百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政府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强度。     

带有习惯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Carroll和Cuadrado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参数的合理范围,为目前实证分析的结论“经济的高增长导致高储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解说。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发现储蓄率将最终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并且其在趋于均衡的路径上不断向上攀升的。本文还发现,由于中国居民“好面子”、攀比之风盛行,使得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成为导致高储蓄的重要原因。另外,资本产出弹性过高、个人贴现率偏低和跨期替代弹性过小也是导致高储蓄的重要因素。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汇率变动与我国货币需求非线性误差修正

文章引入汇率变动变量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需求函数进行研究.经验结果表明:(1)汇率变动是影响我国长期货币需求稳定的关键因素,且汇率变动对我国货币需求有正向的影响;(2)线性误差修正模型描述我国广义货币需求动态并不合适,非线性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对广义货币需求的短期动态机制进行较好的解释.     

中国与国际股市的协和分析研究——基于一种新的非线性协和秩检验方法

基于一种新的非线性协和检验方法（秩检验方法）,探讨了2005年1月11日至2009年3月27日我国上证综指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以及＂金砖四国＂中其余三个国家的股指协同关系,并与传统线性协和检验方法——Johansen协和检验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股指间更多具有非线性协和关系,即秩检验能够检测到更多的非线性协和关系,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关于经济变量间存在线性（非线性）协和关系的信息。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提升

利用面板动态最小二乘法估算我国工业分行业国内研发和通过进口贸易从14个OECD国家获得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结果表明,国内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管是系数还是显著性都明显高于通过进口获得的研发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进一步区分资本品行业与非资本品行业并进行回归,发现非资本品行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资本品行业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利用非资本品行业的估计结果及进口渗透率计算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14个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弹性。计算表明,对我国的技术溢出处于前5位的是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额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