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金融发展、信贷资源配置与过度投资

本文旨在分析金融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微观证据。基于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贷款量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企业获得长期贷款越多后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意味着,在缺乏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吗

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研究。本文基于2008-2021 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果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盈利能力，有效缓解了市场不确定性与现金流预期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本文研究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与创新投资

为理解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长短期投资错配问题，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和创新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公司特质不确定性对非金融企业的创新投资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且上述结果主要受到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的驱动。在机制分析中，公司特质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非金融企业增加配置金融资产，但减弱其股东价值导向；同时企业金融化（金融资产配置和股东价值导向）对创新投资有显著负向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当前稳预期、重实体与促创新的政策措施应当采用系统性的思维考察，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与动态性。     

金融生态环境、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效应

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债务治理效应的相关文献,发现债务融资可以有效的发挥其治理作用,改善企业绩效。并且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债务治理效应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更好;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差的企业,债务的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质量好的企业发挥的更好。但是现有相关文献大多都是单一的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或者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效应的关系,没有把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文章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总结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期望,希望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金融化

为增进对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缘起的理解，本文利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2002—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多个角度使用多个指标衡量国家金融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使得企业和家庭等微观经济主体金融化，还对国家金融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全球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原因之一。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主要是为规避发达国家溢出的或者国内经济变革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发达国家并非如此，而是为攫取其他经济体的利润。第三，国家治理能力会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家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并且国家治理能力主要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深化来减轻全球经济金融化，而不是通过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务影响的渠道。在经过使用工具变量，主成分分析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实证结果仍保持一致。本文研究表明，我们需要保持各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并要有意识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水平以抑制全球经济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促进内部控制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构建

2010年被称为“内控年”，2011年1月1日起内部控制审计制度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内部控制制度概述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构建，内外合力促成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发挥作用。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股票流动性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企业价值在这一关系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企业金融化的利弊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过度金融化对股票流动性的危害，引导实体企业回归主营业务，也为实体企业提高股票流动性提供决策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