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演进与经济增长模型浅析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     

收益递增与中国工业经济资本积累

中国工业资本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数据显示,中国工业资本积累处于收益递增时期,计量研究结果也支撑了这一判断。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制度变迁、政府服务的外溢效应、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等因素成为工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源泉。未来一段时期内工业部门投资需求仍会很强烈,直到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带来递增收益释放完毕。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首先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将广义的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与制度进步,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一个马克思主义随机演化的视角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主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般认为,技术进步是中性和无偏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一般会表现出资本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上升等特征,这即是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正呈现出这种技术进步特征,并影响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结构,表现为技术进步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和GDP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朝着特定的技术偏向自我强化.其后果是,在一段时间后会带来资本过度积累、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失衡等问题,限制未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有必要革新中国技术进步路径,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辅之以需求侧管理的调节,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模式转换,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互动机制研究:1996—2016

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互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互动机制.本文首先基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典型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分析了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演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质量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机制.采用SYS-GMM估计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以人均GDP为门限变量,分析了技术进步、 制度变迁及其交互项对经济增速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原有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不仅降低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因技术与制度协同反馈机制的弱化,对经济增长造成双重制约.因此,应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注重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进一步优化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互促机制,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互动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总结性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模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统一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结果表明,该模型符合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已成定论的观点。     

创新型增长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综述及展望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系统只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尤其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设,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与创新型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需要在制度、政策和监管体系上不断完善与变革,逐步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对外贸易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由于其自身所涉及的因素内容很多,而且这些因素几乎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从增加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浅谈对外贸易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1978-2005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问题,其主要结论为:(1)与一般判断相反,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高投入式增长未必是粗放式增长;(2)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与经济波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静态和动态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四个方面,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结束、后发优势仍存在巨大的利用空间、区域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和转换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等因素,未来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空间仍然很大。     

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内在传导渠道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证比较

文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例,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并将其与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组,探讨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是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三条显著的传导渠道,资本积累是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技术进步并不是显著的传导渠道;同为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主体,金融中介的作用明显要大于金融市场。     

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增长及差距的经验研究

在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的基础上,将中固30个省份1990-2005年的经济增长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分别考察了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使用绝对收敛方程分析了它们的收敛效应.结果显示,1990-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技术效率为0.8;经济增长的77%是由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3%左右;技术进步是推动TFP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地区问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不仅需要要素积累,还需要增强落后区域的技术进步能力.     

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1978-2005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问题,其主要结论为：（1）与一般判断相反,中国总体资本积累是具有动态效率的,高投入式增长未必是粗放式增长;（2）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与经济波动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源泉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静态和动态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四个方面,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远未结束、后发优势仍存在巨大的利用空间、区域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和转换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等因素,未来中国资本积累动态效率提高的空间仍然很大。     

物化性技术进步与索洛增长核算悖论

技术进步常常物化在新资本品中,而Solow提出的增长核算难以体现这一点.本文通过DEA方法测算了1981-2011年主要的28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将这三者与资本积累速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资本积累从两种途径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种途径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倾向于缩小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另一种途径是资本积累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效率.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确实带来了物化性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增长核算看技术进步较小,却能维持较长时间增长的悖论.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一国或地区的GDP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     

中国进口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研究

进口贸易主要通过6条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分别是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应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计算了进口贸易对6个传导变量影响的弹性系数;应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测算了6个传导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进而计算出中国进口贸易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弹性系数。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贸易通过不同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最小,对市场化程度、国内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有一定的作用;进口贸易主要通过带动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技术创新、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具有直接效应,并借助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路径作用于产业增长、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增长。其中,技术创新是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众多路径中的核心机制。与此同时,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发展内源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具有直接的正效应。加强金融机制建设,提升金融综合效能,协同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构成统筹金融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卢健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而发达国家则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据估计,美国１９４８——１９６９年经济增长中知识进展的贡献份额最大（３０．９％）。这与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占有和大量的科研投入是...     

制度变迁驱动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因此,中国的增长不无理由地被看成了一个奇迹. 我们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

笔者运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征事实,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包括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投入驱动型的,而是真实可靠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本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此外,研究也发现,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的因素仍然阻碍着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