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还受劳动力占比、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所在村地貌和是否为老区村的影响。因此,在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贫困动态识别和退出机制,加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克服地理条件对农村家庭发展的约束。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

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当今扶贫攻坚的主要战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及贫困类型是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从多维贫困指数及发生率角度探讨我国扶贫问题已成为当今国内研究的焦点。在科学、系统设计多维贫困测算指标的基础上,以武陵山片区扶贫重点市(州)为例,构建基于"单维度、多维度识别及贫困加总/分解"多维贫困测算法对研究区域贫困人口进行测算与分析。利用Kriging法对非样本点进行空间插值,从而系统、合理地分析研究区域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状况。结果显示: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存在多个维度的贫困,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多维贫困家庭达到了70.9%,重度贫困家庭达到了40.1%;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其中燃料、人均收入、教育年限对贫困指数的影响较大;此外,不同地区各贫困指标差异不同,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怀化及湘西自治州的农村多维贫困问题比较严重。     

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识别模型构建

目前我国对贫困进行区别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贫困线,低于该线即被划分为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国家的众多扶贫资金,但是对于贫困线上的"边缘群体"来说,生活仍然很贫困,却由于收入高于贫困线一点而与国家扶贫政策无缘。面对这种"一刀切"的不足,文章采用模糊集方法构建了一个多维模糊贫困指数来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并确定其贫困程度,将贫困人口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个层次,以便根据其不同的贫困程度采用不同的扶贫力度。     

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策略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物质贫困的单一视角,而应突破以劳动报酬和消费为贫困衡量标准的传统方法,引入多维贫困研究理念,构建多指标的贫困衡量体系.福利贫困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种潜在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及复杂性,在实践中需要纳入扶贫减贫的视野并加以重视.通过运用AF方法对农民工的福利贫困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福利贫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中度的福利贫困而言,我国新农合和新农保的福利保障程度仍然较低,而在重度贫困下,社会保险和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工福利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实践中我国应当以消除福利贫困为重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²009年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了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多维贫困为中国贫困的主要致因,所占比重约为城市贫困的5.67倍;城乡贫困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减贫效果优于城市;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和湖北5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而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却是湖南,其次为湖北;指标非等权重下,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收入4项指标对总体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确定为重点扶贫方向。     

从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观谈农村扶贫对象的选取

针对中国单一标准选定扶贫对象中出现的问题，以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理念作为分析的基础，从教育贫困、环境贫困、消费贫困和健康贫困等几个维度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策略研究

相对贫困识别是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基于多维贫困指数MPI的计算框架，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五个维度遴选指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计算模型，并对环京津地区河北省所属的71个县域2012—2021年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了计算，并以各维度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别标准，对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的相对贫困进行了识别；采用指标贡献度方法对2012—2021年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依此给出了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通过借鉴MPI方法,使用河南省淅川县146户被调查农户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7个指标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样本中,农户多维贫困特征明显,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处于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状态,房屋结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医疗支出为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此外,从个体、家庭、村庄等方面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学生数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村庄水利设施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6个影响因子均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被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程度,扶贫措施应将家户健康、教育维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逐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算、结构分解与精准扶贫

贫困的多维福利剥夺程度高低和持续时间长短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文章综合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和Foster(2009)提出的长期贫困测算方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暂时多维贫困指数,实证分析了中国的贫困状况,并进行了城乡分解、指标分解和区域分解.结果发现:第一,样本家庭在多维视角下的长期贫困比例要高于暂时贫困,这与单一地从收入角度来分析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的结论恰好相反;第二,对于所有类型的贫困而言,教育年限、医疗保险和健康的贡献度都排在前三位,但健康对于长期贫困人口的贡献度要明显高于暂时贫困;第三,总体看来,农村的多维贫困程度不仅高于城市,而且很多指标的贫困持续时间也要高于城市;第四,从四大区域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长期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东部和东北部地区.     

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测度研究——基于山西的调查分析

运用Atkinson（1987）单维贫困测量与Alkire和Foster（2008）多维贫困测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农村居民贫困情况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从单维视角看,山西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饮用水、消费、收入三个方面,全省三个主要贫困区存在差异;从多维视角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存在多维贫困现象,考虑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严重。东部太行山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的饮用水问题也比较严重,北部高寒冷凉区相比其他两个地区其教育问题较为突出,北部高寒冷凉区与西部吕梁山区的住房问题也需要关注。因此,山西今后要从多维度识别和瞄准贫困,针对地区贫困特点予以扶持。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四省藏区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基层能力建设

四省藏区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后程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14年采集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整村推进”项目村基础数据,借鉴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分解,并基于拓展的能力视角探讨了村级组织能力禀赋对四省藏区村域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化缓解作用。结果发现:除经济贫困之外,四省藏区还遭受基础教育和生产生活条件等维度的多维贫困,且存在空间异质性,云南和青海藏区是四省藏区中多维贫困问题最严重的区域;生活水平条件和村域发展资本维度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高;基层组织能力禀赋会显著影响四省藏区村域的多维贫困状况、缩小地区差距,在深度贫困地区更加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覆盖基础教育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三方面为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我国残疾人多维贫困状态测度

我国残疾人群规模庞大,而残疾人致贫、返贫可能性高和脱贫困难,因此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贫困的测度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贫困线,以识别贫困人群;二是构造贫困指标,以衡量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概念更有利于识别能力剖夺。仅仅采用收入与支出标准,会忽略贫困的脆弱性以及长期性,因为恰恰是能力贫困导致了贫困,个体贫困往往根源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等。目前,采用数个维度衡量贫困状态,已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