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是老开发区的根本出路——对广州开发区西区未来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

老开发区是特指中国上世纪80年代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这些首批开发区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宏观政策环境的发展,老开发区已经显现出不少弊端,迫切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快转型升级,以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以广州开发区西区为案例,集中探讨推动老开发区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     

当前内陆开发区转型的必然性研究

当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处于战略转型和“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现阶段我国开发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开发区按区域类别划分,可分为沿海开发区和内陆开发区。沿海开发区是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基础上,198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连等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近似于经济特区的开放区域。1993年4月,国家为了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缩小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又相继批准了包括长春等内陆开发区在内的第二批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于内陆开发区与沿海开放地区开发区比较,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内陆开发区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我国中部,是典型的内陆欠发达省份的开发区。文章以长春经济开发区为例,对现阶段内陆开发区转型的必要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高效的财政支出政策无疑是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财政支出效率为出发点,构建内含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体系,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我国财政支出效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和机制路径。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支出效率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但抑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要素流动机制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效率会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其中劳动要素流动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在采用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要注重财政支出政策的提质增效和区域合作,以便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我国开发区转型的机制与动力探析

开发区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必将长期存在,向城市转型也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然趋势。该文根据我国开发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发区转型的必要性,分析了开发区转型的内在机制与动力,试图寻求解决新途径,为开发区新一轮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贸易开放、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优化——来自国家级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重点考察了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家级高新区产出增长与收入结构的影响,运用2007-2010年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与FDI的作用不同,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贸易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不利于高新区的产出增长;技术收入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下降,高新区收入结构差距被拉大,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通过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本文认为贸易的竞争挤占效应对高新区技术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开放环境下高新区的收益转化作用并不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利于高新区的发展与转型。这一结论对进一步明确我国高新区功能定位,培育企业在国际竞争下的的生存与适应能力具有尤为重要的政策含义。     

经济开发区产业创新与转型时期的政策取向分析

国家级开发区已经历经了30年,经济开发区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基本顺利完成了一次创业,正开始步入进一步产业创新与转型的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开发区的产业创新和产业转型,其政策因素十分重要,是事关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命运的大事。因此,正确调整和把握开发区的政策,科学合理的调整产业布局,使开发区顺利实现转型,意义重大。     

文化创新促进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我国正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在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文化创新能够重塑区域文化品牌形象,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和提升产业价值链,是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瓶颈期,应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探索成为以制造业为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高新区典范。     

文化创新促进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我国正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在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文化创新能够重塑区域文化品牌形象,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和提升产业价值链,是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瓶颈期,应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探索成为以制造业为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高新区典范。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着积极作用,设立国家级非遗名录是国家重要的文化战略。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后,国家级非遗能否有效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是非遗保护和开发的必经之路。文章以2001—201 3年中国31个省非遗和旅游业匹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国家级非遗对地区旅游业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国家级非遗名录对地区旅游业的影响不显著。随后划分旅游业发达和不发达省份,并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旅游业发达省份,国家级非遗并未促进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而对于旅游业不发达省份,国家级非遗则有效地推动了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论开发区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的转型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开发区所依托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原有发展路径已经走到尽头,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转型,成为必然选择。向创新集聚区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一是依托创新要素的集聚,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二是依托创新要素的集聚,建成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三是以集聚创新要素为抓手,将开发区打造成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和新动能强劲的引领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发展理念和认识上的束缚、传统路径依赖、功能定位不清、体制机制"回归"等障碍。为此,开发区从产业集聚区向创新集聚区转型,需要在构建良好创新生态系统、优化集聚创新要素的配套环境等方面,形成新思路和新对策。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本文依据江苏省沿江开发区企业的微观调研数据,检验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因素与技术升级对"落地"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揭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此,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向西开放背景下优势产业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为例

提高向西开放优势产业绩效是促进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全面提升向西开放水平的关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向西开放背景下新疆优势产业的绩效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疆向西开放优势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虽逐年上升,但整体水平还有待改善,优势产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异较大且部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仍处于非有效状态。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新疆向西开放优势产业绩效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且不同因素对现有和潜在优势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开发区转型创新的苏州实践

<正>开发区是开放、创新和产业的重要承载之地,苏州工业园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具有“三个融合”的显著特征,即开放与创新融合、创新与产业融合、产业与城市融合,这对当前我国开发区推进转型创新具有启示意义。一是坚持放眼世界、开放合作,构建全方位开放形态。园区始终把开放作为活力源泉,坚持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在借鉴合作中创新提升。根据国情特色和区域实际,系统学习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公共服务,其在应对数字化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以地方政府上线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年至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与技术集聚效应、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等途径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开放对内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和管理层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更强,并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活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基于此,地方政府要完善数据政策,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来源：补贴还是集聚?

发挥开发区政策的企业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2000年-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地址信息匹配和手动整理的方式识别开发区内企业，借助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对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存在性和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开发区内企业兼具静态和动态技术创新优势，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更为明显。具有产学研结合条件的开发区其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更为显著，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优势的主要贡献者。短期内，开发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主要来源于政策性补贴，但长期中，集聚效应是推动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制度情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在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导向的经济环境中,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以我国内地30个省份（西藏数据缺失）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系统研究风险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同时,引入对外开放程度和社会信任作为制度情境变量,探究其对风险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通过资助新兴产业形成产业扩散效应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情境优化可以有效缓解风险投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提升创新意愿和创新要素匹配效率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鉴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时间尚短、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等客观现实,为提升风险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首先应在鼓励风险投资多方合作的同时加强监管;其次要在积极吸引外资风险投资的过程中为我国本土风险投资的海外发展创造条件;最后,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及市场机制建设,使风险投资发挥更大效用。     

开发区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针对国家级开发区集群创新绩效问题,根据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理论,从新视角、新层面出发,构建了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理论模型——IECP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方法,分析了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国家级开发区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对集群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而人才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创新能力则对直接绩效和间接绩效均有显著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未获得支持的假设,揭示了目前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贸易品技术溢出与基础科学研究替代—互补效应研究

随着中国技术能力从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以基础科学研究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日益迫切。科技自立自强不等于“闭门造车”,基础研究应基于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高的成果质量和转化效率有效驱动经济发展。因此,探讨贸易品蕴含的技术正外部性与本国基础研究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基础研究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贸易开放对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该正向影响具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即贸易品技术隐含流与基础研究成果存在一定替代关系;(2)在基础研究投入增进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应用研究产出发挥关键中介效应,其中贸易开放对第一阶段起显著为负的中介—调节效应,对第二阶段没有影响。因此,未来需要深入推动科研人员绩效评价改革、借助进口贸易搭建创新示范区、构建内外一体化开放融通创新体系。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协同实现创新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2002-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

创新产出是创新投入与创新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与FDI等其它因素一起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利用2002-2013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影响产业间转型和产业内升级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产出对产业间转型进程具有持续动态的正向影响,但受区域产业发展水平影响,创新产出及其它要素对高技术产业内升级的影响不尽相同。各地区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时,应制定符合自身产业发展实际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