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下的煤矿安全

矿难频发已构成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稳定因素。文章从企业生态学角度出发,认为在中国煤矿所处的特定生态背景下,地方政府、煤矿经营者、矿工等煤矿相关利益者的长期博弈形成了"矿难死循环"。而导致"矿难死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遍存在的以物为主的价值观、对生命价值的忽视、极度的贫困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并就价值观转变及制度设计提出初步思路。     

煤矿安全事故博弈分析与政府管制政策选择

中国煤矿安全管制是一种典型的监管博弈。现实煤矿安全管制体制必然导致当前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结局。政府管制机构的责任心和对煤矿不安全行为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煤矿安全风险,加上煤矿企业安全培训与安全投资加大,有力地保障了大多数煤矿的生产安全。但是,地方政府利益保护和管制官员与矿主的合谋,导致了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有限理性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博弈分析

引进外贵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外资始终是稀缺的,为获得更多的外资流入本地区,各地方政府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有形或无形的招商引资博弈.在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进而导致其引资博弈动机与行为的扭曲,以外资优惠政策为主导的引资博弈策略往往造成地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基于对有限理性地方政府目标函教的创新与分析,本文采用博弈模型详细演绎了有限理性地方政府引资博弈的动机、行为与后果,从中得出问题的症结及改进思路.     

基于矿工群体人格特质的煤矿安全管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频频发生煤矿事故,不但给煤矿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矿工的生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在诸多影响煤炭安全生产的因素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即矿工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对于煤炭的安全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矿工群体人格特质对煤矿安全管理策略进行研究和探讨,力求改善矿工的不良心理状态,消除煤矿事故隐患。     

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分析

煤炭生产行业是高危行业,本文针对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分析煤矿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经济学的知识合理应用博弈论方法对其进行建模分析,建立了煤矿生产安全监管中政府和企业间的二人静态零和博弈模型并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政府罚款金额不高,政府监管力量不足,企业法制意识淡薄等综合因素是造成事故频发根本原因。最后,给出一些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的结论建议。     

煤炭开采与水资源利用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采煤给煤矿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会对水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 煤水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既考验着地方决策,又关系到当地的长远发展. 通过对煤矿区煤炭开采与水资源保护的利益相关主体,即地方政府与煤炭企业、煤炭企业与水利部门等社会公众组织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试图探寻造成水资源破坏、污水治理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 同时在理论上通过合理的逻辑推演,对相关利益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矿工素质对煤矿安全规制效果的影响分析

面对着全世界最高的煤矿事故发生率,中国煤炭产业并没有出现矿工荒,每年仍有不计其数的农民工前赴后继涌进煤矿工地。本文通过构造矿工素质与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关系模型,对高死亡率与高参与率并存的煤矿安全现状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对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矿工的低素质会严重拖累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解决农民矿工与煤矿企业的矛盾,提高煤矿安全规制效果。     

矿井瓦斯监控系统当前现状及发展前景

瓦斯即甲烷,是煤矿事故的罪魁祸首,国内煤矿矿难70～80%都是由瓦斯爆炸引起的.瓦斯事故主要是煤与瓦斯突出、瓦斯爆炸、瓦斯窒息伤人等,此类事故一旦发生常常影响巨大,不但给矿井局部带来毁灭性损失,影响煤炭生产的正常进行,更给企业员工、矿工及其家属带来难以估最的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据我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自2000年7月至2008年底,我国共发生瓦斯相关事故2699起,死亡12291人,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便是地方政府与以前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出现由于利益不同导致的博弈.在这种经济环境仍旧处于制度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实施适当的政治策略,能够影响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文章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角度分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企业应如何实施政治战略,以建立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     

环境绩效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及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的利益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环境绩效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出发,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企业和消费者这三个层面进行环境绩效博弈分析,建立博弈收益函数及策略分析模型,阐述其相互之间的博弈策略关系.从长远看,加强各级政府环境监管和相关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消费者购买环保产品是促进企业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能够推动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提高环境绩效.     

A multiregional model of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China's rapi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ince 1979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stark regional disparity with the coastal provinces integrating swiftly into the world markets while inland regions lagging far behind in the industrialisation process. The growth imbalance has placed China's provinces into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called for different policy responses to deal with different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Similarly, a national policy initi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be interpreted and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ways when local government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ir localities. Therefore, it would be extremely valuable for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to have an analytical tool that is capable of studying interactions among the provincial economies 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multiregional econometric model of China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attempt to provide such a tool. The pioneering model consists of over 1200 equations, covering 30 provinces of China that are linked by inter-regional flow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iscal recentralisation in the 1990s. The counterfactu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diverted tax revenue from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t achieved higher budgetary revenu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t the expense of lower overall budgetary revenue and slower economic growth.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依赖性探析 ——来自地方政府补贴视角的实证检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受到各级政府普遍扶持,扶持过程处处存在政府的影响,是研究政府行为的良好载体。为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以海克曼（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为基础分析地方政府补贴选择以及补贴实施机制,并考察其区域效应、省际效应及具体地区经济特征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多样性,其具有显著的扶持弱者行为取向,这是政策依赖的重要因素,这一影响机制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研究还表明,地方政府补贴行为具有较强的所有制类型偏好,中央国有企业受到补贴的概率、补贴数量及补贴程度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其中蕴含着地方政府与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诸多问题。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仍然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开展中国式税收竞争。本文在构建省级企业所得税优惠衡量指标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无序的策略互补式税收竞争,并且在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上的竞争比实际税收优惠更为激烈。中央政府有必要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入手,采取措施规范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行为,但同时也应该保持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的连续性。     

政治庇护与改制:中国集体企业改制研究

公有产权的政治庇护理论认为拥有公有企业控制权的政府会从公有企业的持续经营中获取政治收益(就业、税收、企业利润以及个人福利等),政府或政府代理人的收益将会影响公有企业的改制决策。本文通过1998年至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集体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检验了政治庇护理论对公有企业改制原因的预测。结果表明,当集体企业为政府或政府代理人贡献的政治收益越高,集体企业在生产投入和产品销售上越依赖于政府,集体企业相对于地方经济越重要时,集体企业越不容易发生改制。这些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政治庇护理论,并为企业改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本文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认为这种政策博弈的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这种政府博弈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而消极影响则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和扰乱市场秩序.治理途径则在于建立新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采取消除政策博弈的措施,即真正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居民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观与指标考评体系.     

两级政府约束下的企业合法性管理策略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利益和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双方在对企业的规制要求上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现象,致使企业经常陷入规制合法性冲突的状况,制约了企业的行动选择。企业应该如何适应来自不同制度主体的合法性要求,如何在合法性冲突的环境中实现生存和发展,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及其对企业影响的基础上,对企业在双制度主体约束下的合法性状况进行了分析。按照企业面对每个制度主体的合法性具备、不明确和不具备三种情况,把企业在两个制度主体约束下的合法性状态分为9种类型,归纳为7种合法性情况。在给出企业应对单一制度主体的合法性管理策略基础上,针对7种合法性状况,分别给出了组合策略。     

中央-地方-国有银行-公众博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逻辑

本文在回顾国有银行改革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多元博弈模型和分析 2 0 0 3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在中央—地方—公众—银行博弈中的现实表现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 ,鉴于中国产业、地区差别的客观存在 ,政策性信贷需求不可能消亡 ,在缺乏其他转移支付机制的前提下 ,国有银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 ,中国的国有银行具备五个基本性质 :一是四家银行分化为“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 ,由此形成始终被忽视的初始条件 ;二是国有银行是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传导渠道 ,行政干预成为必然 ;三是低效率是国有银行的天然属性 ;四是国有银行政策性损失与经营性损失具有不可辨别性 ;五是剥离不可能具备一次性特征 ;第三 ,在政策建议上 ,本文认为工农中建应采取不同的改革模式 ,为履行政策性和金融稳定职能 ,工农两行应合并为“中国国民银行” ,保留国有独资 ;而中建两行应单独改制 ,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 ,最后实现市场化商业银行模式。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对改革成本、注资安排和存款保险机制设计等模式的重新思考。     

经济发展、地区分工与地方贸易保护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从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角度对地方贸易保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对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及其与地区分工相互关系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地方贸易保护行为。文章认为,中央政府打破和消除地方贸易保护目标的实现应当围绕引导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决策从短期向长期转变为中心而采取相应措施。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财政分权

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提高了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土地财政制度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动态系统GMM模型,运用Stata软件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9—2015年中国15个大中城市房价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维持地方财政,土地财政是导致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2）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房企共同经营土地,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做大土地财政拉动地方经济。（3）中央政府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效用水平增加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房企会形成经济增长联盟共同推动房价上涨。（4）房企行为对土地财政导致的高房价具有放大效应,且作用效果在东部、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的贡献是发现了房企行为与土地财政、房价上涨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为找到缓解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措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