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数字监控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的新变化——基于“技术—制度—控制”的分析框架

考察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控制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文本考察，“技术—制度—控制”可以作为分析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新变化的工具性框架。从技术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空间控制由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时间控制从劳动时间延伸到闲暇时间。从制度维度来看，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工艺制度由传统的“鞭子”和“罚金薄”转变为算法控制，正式制度由传统的刚性雇佣制度转变为弹性雇佣制度，非正式制度由“制造同意”转变为“自我同意”的意识形态形塑。数字监控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实现了经济效率高但劳资关系不稳定的控制状态。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批判与超越

数字经济虽是客观中性的概念,但只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会推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从价值运动视角来看,数字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体现为价值生产领域不稳定性的提升、价值实现领域隐匿性的削弱与价值分配领域不平等性的加剧.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思想表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为主导的价值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本质,内在规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始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不平等的矛盾对立.伴随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劳资矛盾将持续转移深化并加剧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拥有超越资本逻辑的绝对优势,有助于推动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数字经济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运行机理与现实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马克思的价值实现理论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运动中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数据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数据化通过拓展商品交换市场重构了基于交换价值产生的价值实现逻辑起点。数字平台市场扩张了价值实现的场域,强化了“技术一经济”范式下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逻辑,使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实现的运行机理在数据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合谋下变得更加清晰。最终引发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向流通领域延展,流通技术革命增加潜在经济危机可能性,以及数字鸿沟加剧世界市场的非均衡发展等一系列现实思考与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及其消解路径

数字消费是消费在数字场域中的扩展与延伸，反映了生产关系数字化时代化的演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消费内蕴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样态：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人的发展与加速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尽管在内涵与表征上不尽相同，但其都是资本逻辑在消费领域作用的结果。因此，消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消费矛盾，必须透过现象探究矛盾产生的根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主体性”弱化“数字拜物教”、以“民族性”涵化消费主义、以“人民性”钝化加速主义，不断释放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满足人民对数字消费的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新时代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地租理论视角下的数字租金研究——以平台资本为例

正如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获取地租,资本主义平台资本则通过对数据和数字劳动的占有与控制获取数字租金.劳动时间是价值增殖的源泉,尽可能多地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数字剩余劳动时间是平台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由数字剩余劳动创造并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数字租金具有与地租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因此,打破平台资本基于时间的经济竞争逻辑、规范平台资本对数字租金的攫取行为是构建开放、安全、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应有之义.     

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与超越前景

“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是内含技术和资本两个对立面的总体概念，用以表征技术与资本的规律性互动。“技术—资本”互动机制在历史上的阶段性演进表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多次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但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制度痼疾，一再表现出资本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资本关系的这种历史暂时性决定了，“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存在有其固有的历史限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持续对此历史限度进行遮蔽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揭示这种历史暂时性，揭露技术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并展望实现技术合理运用的共产主义超越前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互动机制遭遇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正日益展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     

马克思“机器与劳动”思想初探——基于《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运用哲学批判同政治经济学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揭示了“机器”原初诉求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对立。他指出,有悖于某类“常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工人遭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与压迫。本文从“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两个方面逻辑性地梳理了马克思有关机器大生产中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论述,深入讨论了马克思对“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原因的分析,进而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视阈出发,在强调“机器”（技术）阶级性基础上提出,应当且能够展望一整套迥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崭新机器（技术）生产体系。     

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剥削——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户“数字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行为数据成为能被互联网平台企业收集、分析并出售的新的商品。对于数据商品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剥削关系,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试图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用户在互联网上产生数据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平台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数据商品,实现了对用户无酬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越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福克斯的理论有待商榷,数据商品价值是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而非使用平台的用户创造的,这种剥削仍属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数据所有权争论和"隐私悖论"并非源于大数据本身,而是源于其资本主义的运用方式;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深入推动大数据战略的实施。     

劳资关系的涵义:三种不同的经济学解读

本文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种不同的分析范式下劳资关系涵义的比较分析,认为前二者要么把劳资关系抽象地看成一种经济技术关系,要么把劳资关系表面地看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只有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将劳资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范畴,看到了劳动契约关系平等表象背后的经济实质.     

马克思对蒲鲁东资本观的批判性超越及其当代价值

在蒲鲁东看来,资本是表征着平等关系的价值和产品,只是由于取息的贷放才使其具有了剥削性,只要取消贷放、消灭借贷资本就能恢复资本的平等本性并消除剥削。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剥削劳动即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价值增殖,乃是一切资本的普遍本性。为此,资本家必须与工人发生雇佣关系,后者作为一种单向度、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形式规定”,它由“物质规定”和“本质规定”耦合而成,前者指价值和产品等物质载体,后者则指雇佣关系这种独特的生产关系。把资本等同于价值和产品,表明蒲鲁东并不理解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物质规定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永远不会发展为资本,则表明他也不理解二者的联系。马克思对蒲鲁东资本观的批判性超越,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     

劳资关系的涵义：三种不同的经济学解读

本文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种不同的分析范式下劳资关系涵义的比较分析，认为前二者要么把劳资关系抽象地看成一种经济技术关系，要么把劳资关系表面地看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只有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将劳资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范畴，看到了劳动契约关系平等表象背后的经济实质。     

数字资本运行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

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后产生的一种更具综合性和渗透性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以日常生活的普遍数字化为生成前提,这种数字化以技术进步的名义将日常生活改造和重组为资本运行的有机环节,资本增殖的本质要求和人们丰富生活世界的主体需求被深度绑定。数字资本运行的动力机制是数字商品化,即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相互作用来将用户数据转化为数字商品,以此来实现数字资本隐蔽而快速的动态扩张。数字资本在内在的价值属性之外还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属性,这种权力属性以弥散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整个市场体系的微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