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在“加快”上下工天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6月22日联合公布《关手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宣布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包括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料等在内的406个税号商品的出口退税。这一涉及较大范围的取消出口退税政策，主要关乎“两高一资”产品。而就在调整相关产品出口退税的前两日，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出口退税政策研究的文献综述

出口退税政策研究成为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将该政策作为调整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工具是否存在合理的理论依据,该政策中心环节即退税率如何调整才能发挥其对于出口贸易、产业或企业的预期影响,将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能够为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找到新的启示,不论是关于该政策理论依据还是实际应用的研究,都应充分认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既要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又要根据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和中国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应用。     

"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工业碳减排政策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有效的工业碳减排政策,对实现工业经济绿色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经济普查数据,运用ESDA方法和STIRPAT框架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工业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山东省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效应,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最低,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且这种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以能源效率为代表的技术水平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主要的因子,FDI也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但影响相对较小,而研发强度并未对碳排放的降低起到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协同治理、提高能源效率、增大节能减排的研发力度、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等针对性的工业碳减排政策。     

浅谈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我市财政的影响

针对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地方财政产生的深远影响，沿着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出台和调整的脉络，以1993年和2004年两个年度作为分水岭，详尽描述了该政策对口岸城市的实际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锁定"两高一资"产业调控

以前,“两高一资”企业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建设的工业经济主力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是其主要特征;现今,面对越来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调控成为“两高一资”产业的必然选择。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研究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市场化环境规制改革背景下的成立性，以200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波特假说”成立，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企业原有创新活动基础上的“杠杆作用”；拓展研究发现，该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高碳排放的行业；此外，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在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从原材料到稀土，WTO争端警示何在？——应对贸易摩擦，环境政策怎样调整？

从已经尘埃落定的原材料案到进入法律诉讼阶段的稀土案，接连发生的资源性产品WTO贸易争端反映出WTO面具背后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之争，彰显出国际社会试图通过不断发生的资源争夺战瓦解我国战略资源保障体系和制度的意图，对中国现行保护资源与环境所实施的“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政策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中国节能减排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绿色贸易政策的新取向——以"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限制措施为例

在金融危机的新国际形势下,我国应从国内转变经济与贸易增长方式和节能减排的国家利益需求高度,依据WTO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以保护资源与环境为由,从国内“两高一资”生产和消费环节内在化环境成本入手,以调整国内限制生产和消费政策为突破点,进一步完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限制措施。     

有效利用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出口退税政策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手段,在2007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台了包括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的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出口退税的理论基础入手,回顾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探讨了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中国外贸行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利用出口退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应对策。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2007年6月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背景、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对相关行业的影响进行探析，认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针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所做出的最优选择。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持续影响效应研究——来自异质性企业出口生存率的证据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贸易调控政策,在一国政府应对国际贸易的大幅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企业出口关系持续性作为研究切入点,结合高度细化的出口退税率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模型对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评估.研究表明:(1)总体而言,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在短期和长期均对企业出口关系的稳定性产生了显著影响.(2)在短期内,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出口持续性的影响不因其所在区域和行业特征的差异而存在显著不同,但在所有制属性层面,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程度最大.(3)在长期内,来自东部地区、民营以及低技术行业的企业不仅受政策变动的作用时效更长,而且受政策调整的影响效果也更明显;而来自西部地区、三资以及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则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反应敏感程度最低.因此,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需要结合出口信贷等政策加以综合运用,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LMDl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几类因素对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化主要由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结构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现阶段应根据各地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政策,包括：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降低区域能源强度、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中国碳排放——工业机器人应用观察视角

在世界范围内气候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统筹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WITS进口国关税数据和IFR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了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关税壁垒在减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关税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影响制造业碳排放,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两个维度驱动制造业在面对关税壁垒时降低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能耗行业和机器人渗透率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论从行业层面拓展了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先立后破”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的演变及政策评价

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一直是开放经济体对外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调节出口贸易最重要的两种政策手段。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六个发展阶段,其中1978—1993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1994—2010年出口退税成为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人民币渐进升值,出口退税成为影响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工具。     

区域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通过分解模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变动由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共同作用.相对于行业产出份额,行业碳排放强度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变动影响更大.而工业行业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贡献较大,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有较大影响.因此,江苏省碳排放强度研究应该重点放在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尤其是研究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上以及工业结构的调整上.